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览,以400余件(套)文物分“星灿云南”“铜铸古滇”“归融华夏”三个单元,依次呈现了西南夷诸族群的多元面貌、古滇国青铜文明的鼎盛,以及汉武帝设益州郡后云南逐步纳入郡县体系的历史进程。云南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关键,反映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即以石寨山古墓群为代表的滇文化和以河泊所遗址为代表的郡县体系之变。
以石寨山古墓群为代表的滇文化
在滇池及周边区域,分布着以晋宁石寨山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官渡羊甫头墓地为核心的滇文化遗存,石寨山是目前已知的最高等级的滇文化墓地,1956年第6号墓出土的蛇钮金印“滇王之印”,印面边长2.4厘米,篆书白文四字,直接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汉武帝“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记载。
滇文化最具标识性的器物是贮贝器。这种器身作圆筒束腰形、器盖铸有立体雕塑的青铜容器,主要用于存放海贝。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纺织场面铜贮贝器(图1),通高47.5厘米,器盖上铸有十人组成的纺织场景,正中一鎏金女性高居铜鼓之上,周围有捧食盒者、执伞者、理线者,人物姿态各异。同墓出土的叠鼓形铜贮贝器,通高48.7厘米,盖面径27.7厘米,器身由两面铜鼓叠合而成,是贮贝器中形制特殊的一类。这些器物上的立体雕塑,将滇人的战争、祭祀、纺织、狩猎等场景凝固于青铜之上,可谓是滇文化的“立体史书”。
铜鼓是滇文化的另一核心器物。以楚雄万家坝古墓出土铜鼓命名的万家坝型铜鼓是目前发现的早期铜鼓,而石寨山型铜鼓则是铜鼓铸造工艺成熟期的典型代表。滇池区域是铜鼓从早期形态向成熟形态演变的关键地带,石寨山型铜鼓造型精美、花纹繁缛,鼓面以太阳纹、云雷纹等为典型母题,其纹饰体系中的太阳纹、翔鹭纹、羽人竞渡纹等,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古代文化共有的符号,见证了早期区域间的文化交流。
滇文化的多元性,首先体现在对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吸纳。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动物搏斗纹铜扣饰——猛虎袭牛、三狼噬羊、骑士猎鹿(图2)——其题材在中原商周青铜艺术和东南亚青铜文化中都极为罕见,却是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装饰母题。但滇人也并未简单复制,这些写实的牛、虎、蛇等形象明显是将立体动物塑像的技术风格与当地推崇的动物、祭祀信仰相结合形成的。
另一条交流通道指向海洋。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出土的环形货贝超过二十万枚,这种背部带黄褐色圈纹的贝壳产自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水区。与海贝同出的肉红蚀花石髓珠(图3),其表面白色弦纹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经过化学腐蚀而成,这种“蚀花工艺”最早出现于西亚和南亚,滇文化中出现的此类珠子可能是经古蜀身毒道传入。
滇文化在吸纳多方因素的同时,也向周边地区施加了自身的影响。铜鼓从滇西、滇中一带逐步向东和向南扩散,石寨山型铜鼓以此为中心向周围传播,广泛分布于滇、桂、黔、蜀以及以越南为分布中心的东南亚各国。
滇文化的面貌,很难用“游牧”或“农耕”单一标签来概括。它同时容纳了藏彝走廊传来的北方兵器技术与动物纹饰、蜀身毒道输入的海贝与蚀花珠、东南亚方向的铜鼓传播网络,以及本地发达的稻作定居社会和青铜冶铸传统。
河泊所遗址与汉代益州郡
河泊所遗址与石寨山古墓群相距仅700米,同属一个大型聚落群。在河泊所遗址西部发现有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多种功能分区,文化面貌与石寨山文化关系密切,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而在河泊所遗址东部上蒜第一小学地点则发现了汉代益州郡郡治,其平面分布呈方形,面积约18万平方米,外围发现周长约1800米的环壕,西南部发现有两汉、魏晋两个时期连续叠压的城墙、壕沟、主干道路、建筑区等。建筑区出土了大量筒瓦、板瓦、砖等建筑材料,瓦件重量达120吨,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图4)和“永元三年官□(当)”纪年瓦当等。汉代制度中,只有官署可以使用标志性文字建筑构件,“益州”瓦当的发现,为确认郡治位置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
同时还发现了大量封泥和简牍。河泊所遗址出土两汉时期的封泥1900余枚,包括“滇国相印”(图5)“滇王相印”等与古滇国有关的封泥,“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广汉太守章”和“交趾太守章”等西南边郡封泥,还有“建伶令印”“滇池长印”“谷昌长印”“连然丞印”“同劳尉印”等益州郡下辖24县中20县的县级官吏封泥。一套从郡到县、从太守到县令、县丞、县尉的完整职官体系,在封泥中清晰呈现。值得注意的是“滇国相印”封泥,“相”为王国中最高行政长官,由天子代置,王国内事务均由“相”掌管,并督导诸侯王。封泥所记录的,正是汉朝在滇国故地保留王国名号、以“相”制衡的双重行政管理模式。
简牍方面,河泊所遗址出土简牍五万余枚,内容涉及文告、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涵盖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和民族关系。其中“滇池以亭行”封检(图6),“滇池”为收信地址,“以亭行”标明传递方式为取道乡亭邮书传递,说明益州郡已建立起完整的邮亭系统。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简牍记录“始元四年十月丙戌朔辛丑史索时敢言之,讫十月十五日薄一编敢言之”,是标准的汉代公文格式。简牍中还出现“滇国”“滇相”“滇丞”“滇廷”等记述,与“滇王之印”金印和“滇国相印”封泥相互印证,表明汉朝在益州郡设立后,同时保留了以滇王和益州太守为首的两套治理体系。
汉式器用与丧葬观念的传入
河泊所封泥和简牍所记录的行政体系,其源头在《史记》和《汉书》中有清晰的记载。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为探寻蜀身毒道,在长安郊外开凿昆明池训练水军。元封二年(前109年),汉军击灭与滇“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兵临滇池,滇王举国降汉。汉武帝以滇国故地为中心设立益州郡,下辖二十四县,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史记·平准书》记载了汉朝对新设初郡的政策:“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益州郡正是这十七初郡之一,这意味着益州郡在设立之初,并不像内地郡县那样直接征收赋税、推行编户齐民,而是保留了滇国原有的社会组织,以滇王继续统领其民,同时设置“滇国相”作为中央权力的代理人,实行郡县制与羁縻制双轨并行的初郡体制。
但汉代对云南的经营,并未止步于设置郡县和派遣官吏。本次展览中一组日常用器和随葬明器,提供了理解这一进程的另一条线索。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的青铜孔雀灯(图7),孔雀昂首回望,口衔灯罩,燃灯时烟气通过颈部进入腹腔,被清水吸收。这种“环保”设计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在原理上如出一辙,二者分处西南边疆与中原腹地,却共享着同一套技术方案和审美趣味。同墓地出土的博山炉,炉盖作浮雕山峦及云纹状,其间有随形镂空,是汉代仙山信仰在器物上的典型表达。另外云南地区汉墓随葬明器中,陶楼(图8)、陶井、陶仓、陶灶等模型,以及鸡、鸭、猪、狗、马、牛等家畜家禽模型共出,带有鲜明的汉地葬具特征,反映了汉式定居农业生活场景在云南的呈现,与滇文化传统的干栏式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居住形态对比。
虽说汉式器用和明器在云南的出现,其使用人群的文化归属、对当地土著人群的实际影响程度和传播范围等问题仍需更多的材料讨论,但从整个考古学文化面貌上来说,其文化变迁是明显而剧烈的,从照明、熏香到建筑形态、丧葬观念——汉式生活方式已经随着郡县体系的建立和移民的迁入,在云南地区形成了实际的物质载体。
结语
汉代云南考古学文化面貌之变,其深层原因是边疆治理模式从“羁縻”向“郡县”的逐步转型,以及与之相伴的生活方式与丧葬观念的深入同步。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所建立的这套制度框架与文化纽带,在此后云南的历史中始终未曾断裂。魏晋南北朝时期,南迁汉族大姓爨氏统治南中400余年,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的职官记载均源自汉晋中原官制,“龙骧将军”“宁州刺史”“建宁太守”等官职与《晋书·职官志》《宋书·百官志》所记中原建制一致。两碑的纪年严格遵循中原“奉正朔”传统,爨龙颜碑开篇自称“高阳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渺胤”,将家族谱系追溯至中原上古帝王。南诏时期,唐西泸令郑回因精通儒学,被南诏王阁逻凤任命教授王室子弟,“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成为南诏王室的自我标榜,《南诏德化碑》以汉文书写,文风与中原王朝无异。至元代建立云南行省,明代推行卫所移民与改土归流,云南与内地在行政制度上完全一致。
从石寨山到河泊所,汉代云南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方性的青铜文明被逐步纳入一套更具普遍性的行政、文字与生活方式体系之中。这套体系所提供的制度框架、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在此后的近两千年里,始终是云南与内地保持深层联系的基本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