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既承载着教化功能，又维系着民间学术传统。据统计，抚州历代先后创建书院157所，是江西省创建书院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抚州素有“才子之乡”之称，宋元明清四朝共出进士2400余人，其人才产出之丰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书院。然而，抚州书院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在于其人才产出的丰硕，更在于它在千年发展中所呈现的独特张力——官学化与民间性的持续博弈。

抚州书院的民间底色

名儒乡贤办学是主要形态。抚州拥有深厚的民间办学传统。北宋时，许多乡贤、名儒自发投入书院建设，江西古代书院中影响最大、生徒最多的书院之一南城盱江书院，便是由著名理学家李觏于庆历三年（1043）创建。元朝立国后，许多不愿入朝为官的南宋遗民在抚州自行创立书院讲学。如大儒刘君举，自筹资金创建管陶书院，在此教书育人。明代时，吴与弼于家乡小陂村创办小陂书院，开创了“崇仁之学”，培养出胡居仁、陈献章等一大批学术大家。清代理学家李绂，于乾隆四年（1739）倡议在香楠峰原址上重建兴鲁书院，并与临川知县李廷友共同完成修建工程。同年李绂又捐银助倡，于城南青云峰临川县学故地修建了青云书院。正是在这些名儒乡贤的努力之下，抚州书院在朝代更迭的动荡中得以延续。

教育对象的开放性。抚州古代的民办书院秉承“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招生没有地域、身份、年龄、地位的限制。李觏创办的盱江书院，史载其“门徒千人”，该书院创办后“乡曲俊异从而师之，东南闻风至者常数千人”，这正说明盱江书院的教育对象跨越了地域限制，与官学按籍贯定额招生的封闭性形成鲜明对比。明代罗汝芳在南城从姑山创办从姑山房，接待前来研习学问的人，上至朝廷高官，下至乡野农夫、制陶工匠、胥吏小民，只要有求学的愿望，皆可成为他的学生。这种开放性，正是抚州书院“民间性”最生动的体现。

抚州书院的官学化进程

南宋——制度开端。南宋时，朝廷向书院赐额、赐田、任命山长已成为惯例。淳祐十年（1250），县令王中立重修槐堂书院，知州叶梦得在记文中记载：“今复析荷源寺废田以补之，月拨县解，郡用钱楮以助之，而岁用粗给……以提督之权归之于令，凡有更创易置之事，则必次第而闻于郡，庶几上下相维，可持于久，修规立程，著为定制。”人事上的“提督之权归之于令”加之经济上的“月拨县解，郡用钱楮以助之”，标志着官方力量以行政和财政手段介入书院管理。其后，临川临汝书院于咸淳七年（1271）获朝廷赐额，成为抚州第一所获皇帝赐额的书院，又由江西提举李雷奋为书院选聘山长，逐步向官学化道路靠拢。

元代——官学化推进。入元以后，朝廷对书院的控制和管理日益加强。鳌溪书院于皇庆元年（1312）获朝廷赐额，又设山长一员，训导一员，直学一员，学吏一名，门子二名，库子一名。宜黄人徐奇伯，最初是南城县学教谕，后升任临汝书院山长，之后又调任江州路景星书院山长。庐陵黄震，于延祐七年（1320）任临汝书院山长，又于“至治三年冬，考满受代，将谒吏部”。说明此时书院山长的调任、考核已与其他地方官无异。此外，临汝书院在元延祐年间、至正年间两次重修皆由官府主导，也反映出书院此时已与官府关联密切。

明清——从“讲学问道”到“官学之辅”。明中期以后，官学日益腐败，书院弥补官学之不足，在官方的默许下再度承担起“养士”之责，迎来建设高峰。然而，书院复兴的另一面，则是教学日趋科举化。成化六年（1470），饶秉鉴创建雯峰书院，延请状元罗伦讲学。罗伦常告诫学生“学岂科第而已”，劝导弟子读书并非只为博取功名。而“状元”自带的科举示范效应，与其对生徒的劝诫形成对照，折射出当时书院讲学普遍以科举为导向的社会风气。

清雍正时期，皇帝下诏，令各省总督、巡抚在省会设立书院，将书院置于朝廷的直接控制之下。此后，书院的人事管理、经费管控皆由官府主导，教学内容也被科举化全面渗透。以青云书院为例，书院条规明确规定了书院招生由县府考试录取，生童名额由官府核定，院长和主讲也由县衙择选聘请。另规定每月两次考试，分别为“官课”和“馆课”，考试内容为四书文一篇、试帖诗一首，皆围绕科举要求展开训练。黎川书院则规定经费收支必须“盖用县印”登记造册，每年须将收支细数“缴县署存案”，违者“公罚”。书院各项开销“各有定额”，经费要经官府过目审查。这种管理和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书院运营有序、经费公开透明，培养出许多科考人才，但也使书院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官府手中，失去了管理和教学的自主性，沦为官学之辅。

民间力量的韧性与延续

官学化的浪潮从南宋延续至清代，层层推进，步步深化。然而，在官学化不可逆转的进程之下，民间力量从未缺席，始终保持韧性，深度参与抚州书院的传承。

书院经费始终依赖民间捐资。除名儒乡贤自发创办的书院以外，明清以后，由官员倡办的书院增多，但其经济命脉仍高度依赖民间捐赠。明万历年间，侍御周孔教与知县吴用先捐资倡办崇儒书院，但真正推动书院落成的则是“暨缙绅诸生咸乐从事”。东乡知县吴名凤，于道光三年（1823）向士绅、乡贤发起倡议，号召捐建汝东书院，但其于道光四年（1824）已调任德化县知县，在其调任之后，汝东书院仍在众乡绅的合力下成功建成。清代时，有临川生员桂殿芳一人捐银一万四千六百两创建汝阳书院，置田七百余亩；乐安何文芳一人捐岁入租谷两千八百余石田产，营建安浦书院；金溪仰山书院嘉庆二十一年（1861）大修，获民众捐资六千两。可见，尽管经费逐步由官府控制，民间捐资始终是抚州书院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

学术传承始终由民间维系。槐堂书院在南宋步入官学化后，其经济与行政归官府管理，但主教傅子云仍是陆学门人，书院教学仍以讲论陆学为中心，在官府控制的制度外壳下，学术内核仍在民间传承。明代吴与弼在其创办的小陂书院讲学，开创了“崇仁之学”，崇仁学派恰是在官方体制之外的民间土壤中生长而成，为明代心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思想先导。清顺治九年（1652），朝廷严禁“别创书院”，而谢文洊以“学舍”为名，在南丰创建程山学舍，与宁都魏禧、星子宋之盛等人，大举讲会，广论程朱学脉，堪比“鹅湖之会”。以“学舍”代“书院”，既是对禁令的规避，也是民间学术在制度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

形成官倡民助的办学模式。经济上的支持与学术上的传承，使民间力量始终在场。同时，朝廷需要书院承担人才培养的职能，书院也需要朝廷的认可以获取发展的空间。正是在这种官学化与民间性的相互交织、不断调适中，逐步生成了官倡民助的办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地方官员负责发起倡议并提供部分启动资金，而建书院所需的大部分资金、田产和人力，则依赖地方士绅、商贾和民众的捐助。如本文提及的崇儒书院、汝东书院便是官倡民助创办书院的典型，此外还有仰山书院，乾隆二年（1737）由知县阎廷佶发起倡捐，民众集资完成建设；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由知县万国荣发起倡议拆旧更新，官民鼎力相助完成，皆是官民合力创办书院的模式。

综上可见，抚州书院的生命力正是来自名儒的学术感召力、乡绅的持续捐输与“有教无类”的开放传统。官学化为书院带来了制度保障，也导致了书院自主性与讲学精神的流失，然而其始终未能切断书院与民间的血脉联系。这一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书院的复兴和发展带来启示：不应只依赖政府投入，更需要激活民间的热情与学术的纯粹性，唯有如此，书院才能真正“活”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