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中国现代考古学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考古学方法与理念革新的重要实践地，承载着考古学从文化寻根、古史重建到文明实证的完整发展轨迹。

1926年，李济、袁复礼实施了夏县西阴村的首次发掘，将三点记录和层叠理念运用于田野，并于1927年在清华举办了首次考古成果展，出版了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考古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基石。

跟随西阴的实践，1927年以西阴发掘为参考，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的山西学人卫聚贤，在山西晋南、晋中、晋西等地开展调查，发现一批古文化遗址，并与山西公立图书馆、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合作，于1930年发掘万荣阎子疙瘩遗址，1931年发掘了万荣靳村遗址，发现一批后来被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典型遗存，1932年出版了《山西万泉县阎子疙瘩之发掘即汾阴后土祠遗址》报告，开启了山西考古人溯源逐本的现代篇章。

1955年，夏鼐主持黄河水库考古调查，在黄河北岸的芮城发现东庄、金胜庄、坡头等一批重要史前遗址，新中国考古力量由此深入晋南大地，先后发掘了芮城东庄及西王村等重要遗址，搭建了山西仰韶文化的编年框架。

1956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设立侯马工作站，承担晋国遗址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等工作，被誉为“新中国考古第一站”，成为配合基本建设考古的先行样板。

1960年，汇集全国大量骨干力量的侯马大会战拉开序幕，数百人参与其中，交流经验，成为全国首个田野考古技术集训地。以黄景略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总结了布方、清理、绘图、采集、记录、整理等板块基本范式，后经系统整理，并在其他大型考古发掘项目中不断实践丰富，成为1984年首部《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的雏形，为中国田野考古的规范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遗址相继启动大规模发掘——一个追寻夏文化的踪迹，一个叩问“唐尧虞舜”真相，为破解这些历史谜团提供了重要线索。在这些重要发现基础上，1985年苏秉琦先生在晋文化会上道出指导中国考古学转型发展的重要诗篇《晋文化颂》，将考古探索从文化上升到文明高度，并勾勒了北方文明发展的一个轨迹，为山西考古指明了方向。

循着这一指引，一群群考古学子走进表里山河、寻根探源：从西侯度到丁村，从西阴到陶寺，从东下冯到西吴壁，从新田到古曲沃，从平城到晋阳，山西以其连续的发展序列和独特区位优势，正在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长卷上，写就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执笔：范文谦 张光辉）

作为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区域，山西省目前已发现旧石器遗存700余处，早中晚期自成序列，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中占有突出位置。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西侯度遗址，证实了早在200多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在晋南中条山地区繁衍生息，为探索东亚早期人类起源与演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遗址，作为中国考古学者首次独立主持发掘研究的旧石器遗址，对于构建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起到了关键作用。遗址出土的三棱大尖状器、砍砸器等，与峙峪遗址等北方小石器遗存共同构成了华北地区“两大传统”。遗址开创的研究方法与范式，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持久影响。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发现对于研究现代人交流演化、细石器技术起源与扩散等具有重要意义。峙峪遗址的勒瓦娄哇技术、装饰品等显示了其兼具中西特色的石器技术以及现代人行为，进一步支持了东亚存在现代人复杂交流演化的论断。下川遗址船形石核、楔形石核等丰富的细石器遗存，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细石器技术的起源与传播研究。柿子滩遗址距今2万年至1万年，是我国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原地埋藏遗址，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展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采集向新石器农耕文明的过渡，为研究华北地区粟作农业的起源与扩散提供了重要资料。

整体来看，山西旧石器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为探索东亚早期人类起源、现代人扩散、石器技术发展演变等提供了重要支撑。

（执笔：袁文明）

1926年，李济先生在夏县西阴村落下了中国学者首次独立主持考古发掘的第一铲，以此为发端，历经百年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质的中国考古学派。中国现代考古学从诞生之时，就以研究中国历史中的核心问题为目标。以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丰硕的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为例，无论是以探寻早期夏文化为目的，抑或实证与尧都的联系，破解中国早期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始终是首要学术目标。考古实证与历史文献、科技考古和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模式，在李济先生主持西阴遗址的发掘时，便多有体现，一百年来这一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范式，方兴未艾。

以晋南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依托着盐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文化整合，推动了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彩陶席卷中原、北方、江汉及东方海岱地区，进而整合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文明演化进程。以枣园文化为代表的晋南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广泛分布于晋陕豫交界地区。近年来在运城盐湖南岸发现的早期盐业遗址，揭示了仰韶文化早期以晋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加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古国时代晚期比比皆是的超大型聚落，印证了山西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的重中之重。黄河东岸的碧村，桑干河上游的吉家庄，沁河中游的八里坪，汾河湾旁的陶寺，涑水河流域的周家庄，中条山南麓的坡头，这些面积动辄百万，甚至二三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自北向南、由西向东，遍布山西高原。仅从聚落规模，已然傲视周边地区。而结构复杂的防御设施、大型宫殿式建筑，规划有序的族群墓地和大型墓葬，以玉器、铜器等为代表的高等级遗物集中发现，反映了古国时代晚期山西地区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这些都凸显了山西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中之重。

（执笔：赵辉）

表里山河的地理格局，成就了山西沟通中原与北方的通道属性，而夏商时期该区域考古资源丰富，是从考古学视角上探索夏商文明、了解夏商王朝政治地理结构、研究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样板区域。

晋南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百年前，李济先生在晋南开展调查和发掘的西阴遗址，便与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掘，推动学界首次系统认识到晋南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使东下冯“类型”或“文化”成为夏文化探索的重要对象。

本世纪以来，在闻喜千斤耙发现夏商时期采矿遗址，绛县西吴壁、夏县东下冯等遗址又发现大量冶铜遗存，实证晋南中条山一带是夏商王朝核心资源产区。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以及平陆前庄方鼎的发现正是早商王朝加强对晋南管理的考古实证。

晋中、晋北地区的太谷白燕、忻州尹村等遗址，直观展现了山西夏商时期丰富多彩的文化格局。近年来，昔阳钟村墓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更新了我们对夏商时期中国北方政治格局的认识。

吕梁地区是晚商时期与殷墟并存的另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在南流黄河两岸发现大量精美的晚商青铜器以及灵石旌介、柳林高红、保德林遮峪等遗址，尤其是陕北清涧寨沟遗址的发现，均表明殷墟的西北方存在着与其制衡的另一个强大方国。

考古所见夏商时期的山西，多族群、多文化、多势力的交融与对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演绎。

（执笔：崔俊俊）

近百年来，山西省晋文化考古依托关键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系统研究，厘清晋文化发展源流，补齐两周历史研究缺环，在中国周代考古体系构建中发挥了标志性作用。

侯马晋国遗址是山西东周考古发轫之源，也是20世纪中国东周考古里程碑式遗存。历经“两次大会战”及数十年考古工作，实证其为晋国晚期都城新田。区域内都邑城址、多等级墓葬群、盟誓祭祀遗址及侯马盟书、手工业作坊遗址等重大发现，重塑了中国东周考古体系与先秦历史认知，以此建立的山西东周文化分期体系，引领黄河中游地区东周考古整体推进。同时，该遗址作为新中国早期抢救性、基建考古的典范，奠定了后世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工作范式。新田都邑外，数十年来逐渐形成覆盖山西全域的东周考古坐标网络。垣曲北白鹅墓地完整呈现平王东迁后周王室采邑分封、列国联姻、华夏与戎狄族群交融的多元图景；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为晋国古曲沃核心所在，再现晋国曲沃代翼的宗族权力更迭；太原晋国赵卿墓直观印证了春秋晚期异姓卿族崛起、旧有礼制瓦解的时代变局。这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推动东周晋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研究形成点面呼应的立体化研究体系。

曲村—天马遗址为山西西周考古集大成之作，亦是20世纪中国西周考古标杆遗存。考古工作不仅确认了晋国早期都邑地望，更建立了西周诸侯封国“文献考证+田野实证”的经典研究范例。其所揭示的西周晋文化整体面貌直观展现了西周“封建亲戚 以藩屏周”的政治模式。遗址居址与墓地的年代分期研究，构建了山西西周晋文化完备的年代学框架，成为中原西周遗存断代的重要标尺，亦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时段的关键支撑。其系统化的发掘整理与科学严谨、及时全面的成果刊布，树立了中国考古工作的典范。同时作为北大考古专业长期实习基地，该遗址也为中国考古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翼城大河口、绛县横水遗址开启山西西周封国考古的新篇章，是21世纪周代封国研究的关键遗存。两处墓地的完整揭露，颠覆了学界对晋南西周政治格局的传统认知，为社会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基础。结合洪洞杨国、浮山先国、黎城黎国等一系列封国遗存，为西周封建制度、宗法礼制与国家政体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苏秉琦、邹衡、李伯谦等学者围绕晋南各类遗存开展研究，以此为核心范本搭建起中国先秦考古核心理论与田野研究体系，筑牢学科发展根基。苏秉琦先生以晋文化研究为依托完善区系类型理论，确立晋文化全域研究方向；邹衡先生扎根曲村—天马田野一线，实证晋国早期都邑、建立西周晋文化年代标尺，夯实周代封国考古实证基础；李伯谦先生接续推进晋侯墓地发掘研究，系统凝练文化因素分析法，解析晋国族群交融与礼制变革。

依托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及三代学者接续深耕的理论研究，山西从纵向时序、横向空间、社会层级等多维度构建起体系完备的晋文化考古研究框架，成为国内外周代诸侯国考古研究最成熟的区域之一。

（执笔：段双龙 荆泽健）

山西汉唐金元考古持续深耕，依托平城、晋阳两大中古中心城市，以城址、墓葬、石窟、窑址手工业考古为抓手，百年以来构建起北方中古文明完整考古序列，为认识民族交融、丝路交流、市井文化、手工业发展贡献核心材料。

两汉考古以晋北、晋中、晋南汉墓群为基础，大量画像石、陶俑与建筑明器出土，逐渐厘清太行山两侧汉文化传播脉络、吕梁山脉汉匈互动关系，实证山西作为中原向北过渡地带的文化枢纽地位，完善北方汉代丧葬制度与社会经济研究框架。

北朝至隋唐是山西考古核心优势领域。大同平城遗址持续发掘，结合云冈石窟考古成果，还原北魏都城格局与佛教中国化历程；太原晋阳古城逐步揭露北朝至唐大型寺院、城市遗存，结合北朝晚期大量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实证“北都”历史地位。隋代虞弘墓惊世发现，以罕见祆教石刻，成为中古丝绸之路东西方人群交流标志性物证。蒲津渡遗址的发掘，填补唐代黄河交通、冶金考古空白。一系列成果推动北朝隋唐都城制度、民族融合、中外交流等研究实现重大突破。

宋金元考古聚焦民间社会与手工业遗存，彰显近世社会转型图景。侯马、稷山、晋东南等地金代砖雕墓以仿木构砖雕、杂剧、孝子图像，还原北方民间生活、戏曲与丧葬民俗；霍州陈村窑考古厘清金元北方细白瓷窑业体系，填补金代民窑生产、商品化流通相关研究短板。

山西汉唐金元考古形成城址考古、墓葬美术、手工业遗存、石窟寺考古并重的学术体系，以实物印证多民族交融历史，丰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叙事，构建起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汉唐金元文明发展的年代标尺，为中古史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山西样本。

（执笔：白曙璋）

山西省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起步较早，“十四五”时期，在科学研究、平台提升和团队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成果丰硕。

在科学研究方面，主持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领域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20余项。围绕“资源、技术、社会”开展中条山区域早期矿冶遗址调查和综合研究及环盐湖区域遥感考古调查；围绕“室外大型铁质文物保护”开展蒲津渡遗址铁质文物腐蚀特征和保护研究；围绕“生业、环境”开展晋西高原及晋南地区公元前3千纪至1千纪动植物资源利用及生业变迁等综合研究；围绕“精细化发掘”在垣曲北白鹅墓地建设地下考古方舱，推动田野考古技术创新与应用。

先后实施金属文物和墓葬壁画等出土文物保护修复项目30余项，完成考古现场重要遗迹搬迁保护项目20余项，制订并发布《出土青铜器科技信息提取规范标本采集DB14T2364-2021FDIS》等地方标准3项。主持研发的智慧文博文物保护修复管理系统（V5.0）荣获“第四届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品及服务优秀奖”，承担的山西隰县瓦窑坡春秋墓地出土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荣获“2022年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

在平台提升和团队建设方面，2024年8月，获批建设科技考古山西省重点实验室，重点聚焦冶金考古、遥感考古、实验室考古等研究方向，开展文物科技创新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多学科团队以中青年人才为主，覆盖11个研究方向，并与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协作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新的征程，我们将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以田野考古为生命线，围绕优势方向深耕细作，持续提升考古能力建设水平，推动山西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执笔：贾尧 陈海波）

回望百年，山西考古深耕三晋沃土，夯实了华夏文明核心区域的历史地位。立足百年新起点，我们将继续立足本土，面向国际，开放合作，构建新时代“大考古”发展格局，紧扣国家考古战略，扛起政治责任，深耕人类起源、文明探源、特色专题考古、晋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重要领域，补齐区域文明发展链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国历史文明研究走向深入贡献山西力量。同时，以科技赋能考古研究和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考古成果活化利用，让三晋考古文脉代代传承，为阐释中华文明演进脉络、建设文化强省注入持久动能。

（总策划：刘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