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为配合冠县锦河湾项目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队伍对冠县古南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了一处宋元时期中小型聚落遗址。在居址区G12中发现绿釉陶片若干，后期修复出一件绿釉缠枝牡丹纹腰圆形枕，其形制规整、纹饰繁复、釉面光洁翠绿，枕底有墨书文字、内容颇为少见，具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本文就该枕的制作工艺、年代、流通路线及墨书含义等诸问题进行初步考证与探讨。

枕具形制特征

绿釉枕整体呈腰圆形，前低后高，枕面两端微翘，侧墙直立，微弧，平底。长39.5厘米、宽28厘米、通高14.3厘米。该枕釉陶质，通体施绿釉，釉面翠绿肥厚，部分有流釉、积釉现象。枕面与枕墙均以划花与剔花技法装饰花卉纹饰，底部可见白色化妆土，部分露红棕色胎土。枕底有墨书，为“游仙□重□□□”等字，推测可能为诗文。枕面随形篦划3条弦纹为开光，开光内饰剔划缠枝牡丹花纹9朵，边角位置装饰草叶纹，枕墙亦饰缠枝牡丹纹一周，共8朵，花叶并茂，线条流畅，尽显生机勃勃。该枕制作工艺较为繁复，虽为残器，但也属磁州窑日用瓷器中的上品。

制作工艺

陶瓷器制作有徒手捏制、泥条盘筑、轮制、模印诸种工艺。逮至宋元，瓷碗、瓷盘等形状规则器物多采用轮制方式制作而成，陶瓷枕则不然，因为陶瓷枕的器型特殊，所以无法采用轮制方式整体制作。叶喆民认为陶瓷枕枕坯的制作方式主要包括拓坯成型与泥板黏结成型两种，亦有少量拓坯成型与泥板黏结成型相结合、泥板黏结成型和阳模成型相结合的成型方式。其中拓坯成型多用于制作特殊形状或特殊造型的陶瓷枕枕坯，如如意头形枕、虎形枕、狮形枕、人物形枕等；泥板黏结成型则多用于制作几何形体的陶瓷枕，如元宝形枕、长方形枕、腰圆形枕等。

古南村遗址所出绿釉枕虽是几何形状陶枕，但在枕面、枕底与枕墙衔接处未发现黏结痕迹，仅在枕墙中部发现有坯体对接黏结的痕迹，故推测该绿釉枕的制作方式为拓坯成型。其枕坯具体制作流程应为：先用泥料在模具上将绿釉枕的上、下坯体分别拓好；脱模后再把坯体的对接处刷毛；而后将上、下坯体对接黏结；此后还需进行修坯、洗坯；最后在枕坯上通体装饰化妆土。

纹饰釉面

绿釉枕表面所饰划花、剔花两种装饰技法，其中划花是在施过白化妆土而未干的器坯上迅速以单头尖状竹、木工具划出所需花纹，而剔花还需在划出花纹后以竹、木质地的扁铲状工具将花纹以外的白化妆土铲剔掉。这种剔花工艺不带生硬的刀刻痕迹，花纹突出，层次分明，带有浅浮雕之感。绿釉枕表面的缠枝牡丹纹即采用剔花为主，兼用少量划花的装饰技法制作而成。

刘禹锡的《赏牡丹》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之语，周敦颐的《爱莲说》也有“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之谓，可见唐宋时期牡丹纹即寓意着富贵吉祥。考古发现表明，牡丹纹在宋代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瓷器装饰中，其既可单独使用，也可与其他纹饰搭配使用，代表着使用者对富贵的期盼和祈求。牡丹纹单独使用方式中，有缠枝牡丹、折枝牡丹、开光式的牡丹三种。牡丹纹与其他纹饰搭配使用方式中，有牡丹纹与凤鸟纹搭配称凤穿牡丹的，也有在牡丹纹中加入蝴蝶、代表花蝶同春的。该绿釉枕枕面及枕侧墙均饰单独使用的牡丹纹，但数量繁复，尤其枕面满布9朵缠枝牡丹，应象征富贵长久之意。

绿釉枕表面的釉是以铅为助熔剂的氧化铜绿釉，釉色翠绿鲜亮。绿釉与黄釉均属于低温釉，这种釉色均为二次烧造而成。该绿釉枕烧制流程应是先将施了化妆土的枕坯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器，等到出窑后，再在枕面与枕侧墙罩绿釉料浆二次入窑低温烧制而成，最后呈现出翠绿莹润之感的釉色。这一系列工艺被业内称为绿釉白剔花。

墨书文字与内涵

绿釉枕枕底可辨墨书“游仙”“重”三字，其余几字不可辨。在瓷器器底以墨书题字的行为在唐代出土的瓷器上就有发现，在宋元时期最为流行，其中瓷碗、盘底多书姓氏名等，主要用以表达器物与使用者的从属关系。陶瓷枕底部书有墨书的情况也不罕见，如1920年在巨鹿故城出土的瓷枕，底部有墨书“崇宁二年”“新婿”“程三”等字。

陶瓷枕因其自身的特殊性，早在唐代就与神仙鬼怪联系在一起，最出名典故则是唐代的“黄粱一梦”。而绿釉枕枕底的“游仙”二字，则与黄粱一梦无涉，应是指游仙枕这一典故。《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龟兹国进奉枕一枚，其色如玛瑙，温温如玉。其制作甚朴素，若枕之，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所见。帝因立名为‘游仙枕’，后赐与杨国忠。”游仙枕这一典故在宋元时期的诗文中多被使用，如宋代刘克庄在《和季弟韵二十首·其五》有“俗中安得游仙枕”，宋代江涛在《和放翁题莺花庭》中亦有“游仙枕上赋黄鹂”，元代张可久《阅金经·访道士》有“游仙枕，顿消名利心”等句。而将“游仙”等字书于枕底，则是使用者借此方式表达自身追求超脱的心理。北宋时期，统治者多崇道教，真宗、徽宗两朝崇道行为到达顶峰，尤其是徽宗朝崇道最甚。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尤其是士人阶层更是如此，这也可能是“游仙枕”这一含有道教色彩的典故在宋元时期的士人阶层中广为认知，并多被使用的原因。

年代、功用及流通

该绿釉枕应属于磁州窑系的器物，装饰技法多见于观台窑第三期，亦是金代后期。用此枕与其他已明确年代的磁州窑系器物比照可知：绿釉枕的缠枝牡丹纹饰与磁州窑博物馆馆藏的金代绿釉缠枝牡丹纹如意头形枕相似，仅略小，绿釉枕的纹饰、釉色与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馆藏的金代绿釉白剔花缠枝牡丹纹喇叭口长颈大瓶、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馆藏的绿釉白剔花缠枝牡丹纹梅瓶相似，枕的形制与观台窑出土的正隆元年绿釉划花豆形枕相似。综上所述，古南村遗址出土的绿釉枕年代应为金代，该绿釉枕极大可能为观台窑或彭城窑等位于磁州及附近的窑口烧造的产品。

《说文解字》载：“枕，卧所荐首者。”由此可知，在先秦时期，枕的功用主要为寝具。至宋元时，由于枕具材质及形态的变化，瓷枕较先秦时期的枕功用更加多样。一般而言，陶瓷枕主要为暑季纳凉的实用器、辟邪之用的镇邪之物、随葬墓穴的冥器、看病诊脉的脉枕四种用途。该绿釉枕尺寸偏大，不应为脉枕，且该枕出土于灰沟之中，出土时均为残片，故可以排除该绿釉枕为冥器的可能，而作为辟邪作用的陶瓷枕则多为虎枕、狮纹枕等带有猛兽形象或相关纹饰的陶瓷枕，该绿釉枕器表仅装饰缠枝牡丹纹，因此也无辟邪之用。综上推测，该绿釉枕应为当时古南村遗址居民的实用器。

宋元时期民间日用瓷器大宗多属磁州窑系，河北磁州正是磁州窑系瓷器的发祥地与重要产地。瓷器作为当时畅销商品，由产地流通至消费区无外乎借用水路、陆路两种运输方式。现聊城市在宋金时大部为博州所辖，境内依托运河，河道纵横，具有发达的水路交通条件。学界研究表明，从磁州出发向东三条水路到达东部沿海，分别是滏水北支、漳水北支与漳水南支。其中以经漳水南支的路线最优，该条航路主要的航行段为人工河道卫运河，线路较直，便于行船。而绿釉枕的出土地——古南村遗址距现卫运河河道直线距离不超过2公里，在漳水南支的主要航行段辐射范围内。由此观之，此次在古南村遗址出土的绿釉缠枝牡丹纹腰圆形枕可能是自磁州经水路运输而来。推测运输路线应是从磁州州城东南位置向东先走漳水南支，大体自临漳、魏县，经大名，至馆陶入卫运河，经卫运河运输至古南村遗址附近。

结语

陶瓷枕作为宋金时期日用陶瓷器中特殊的一类，兼具实用、审美与文化价值。绿釉枕为研究鲁西北地区宋金时期的商品贸易、生产生活以及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与精神追求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同时，古南村遗址绿釉枕的出土为我们推测聊城出土的宋金时期磁州窑器多经水路运输而来的方式提供了新的佐证。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