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重任，使得早期中国已然不是简单的学术课题，更非物质文化的单纯叙事，而是揭示人类早期发展规律的宏大工程。”

早期中国是考古界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泛指中华古文化古文明发生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考古资料与日俱增和研究深度不断推进，精准定义和深层研读的条件已然成熟。

早期中国 不是独唱

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是世界性课题。她落户非洲的尼罗河流域就是早期埃及（Early Egypt），落户西亚的两河流域那就是早期美索不达米亚（Early Mesopotamia），落户东亚的中国，那自然是早期中国（Early China）。由于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生活方式与文明进程的各领风骚，世界因此而色彩斑斓，丰富多彩。然而，早期创业筚路蓝缕，那些说不尽的艰苦卓绝，业绩荣光早已被历史尘埃所掩埋，荡然无存。“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的叩问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值得庆幸的是，近代考古学的崛起能够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历史研究因此形成早期发展与历史时期两个部分。前者是考古学的战场，后者是文献史学的舞台。人类早期发展的研究主要依托具体的物质形象，因而，早期中国是拥有别样精彩的大千世界，格外引人入胜，令人向往。器以藏礼，物以载道，是此时积累认识的唯一途径。世界文明古国大都有此经历，从具象物体到抽象概念也是认识世界的普遍规律。

经过百年的发展与积累，中国考古学的文化与学科建设均取得长足进步和突破性进展。第二个考古百年虽然刚刚起步，但学科研究的迭代升级却格外抢眼。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重任，使得早期中国已然不是简单的学术课题，更非物质文化的单纯叙事，而是揭示人类早期发展规律的宏大工程。换言之，今天的中国考古已经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央，创造出“延伸历史的轴线，活化历史的场景，丰富历史的内涵”生动活泼、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深层次的研究呼之欲出。

早期中国有三项研究独树一帜，堪称圭臬，值得称道。

其一，英籍汉学家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首倡早期中国的概念。1975年，他在《早期中国》创刊词中，将“中国史前及商、周、汉时期”界定为早期中国。他提出中国文化根植于农耕，强调早期中国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分工与大规模动员社会劳动力的能力，注重集体而非个人，以祖先崇拜的宗教体系强化家族角色，强调礼仪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并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西北部和东部沿海两个文化共同体。

其二，1978年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发表。区系类型理论横空出世，成为早期中国研究的核心理论，为中国特色研究指明了方向，推动考古学文化建设的理论化和中国化，成为中国考古学永恒的经典理论。

其三，1986年，张光直在《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也称“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概念，认为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起，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通过密切交流，形成一个共享文化精粹的史前文化共同体。该观点在他的《考古学专题六讲》中作了进一步阐述，在中国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西方考古理论。

年代界定 提上日程

不同地域的早期发展如何确认其初始阶段？答案是因地而异，酌情处理。中国的研究表明，陶器的出现是本地区人类早期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考古学能够观察到的社会基本细胞，是早期历史遗存中最活跃的要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可以成为判定早期中国是否出现的依据。

鉴此，过去关于早期中国年代上限始于万年的认识就需要重新界定了（卜工，《中国模式解读早期中国》，科学出版社2011年）。其上限应提到距今两万年，其下限应延至秦统一中国之前，如此，才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历史周期。

第一，江西万年仙人洞原始陶片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就是距今两万年。早年，苏秉琦先生说过，我国有万年的文化史，如今的考古资料丰富发展了苏先生的论述，两万年文化史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史实。俗话说“水涨船高”，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深入，早期中国的概念扩充与丰富完善乃是势所必然的常态。完全可以相信，以苏先生那样的远见卓识，其实早就期待着这种改变的到来。倒是那种刻舟求剑式的背书，则是要时刻警惕的教条主义现象。

早期中国上下两万年，纵贯五大河，在古代世界独领风骚。从五大水系的全局来看，有的地方已进入国家进程的轨道，有的尚游离于轨道之外，还有的地区仍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根本不知文明为何物。因此，早期中国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考古学文化的连续性，阶段划分的准确性，更要关注考古遗存的历史定位和社会进程的曲折性，社会治理体系的差异性，国家形态的多样性。显然，这是早期中国深度研究的重中之重，也是文明整合的历史动因。

第二，早期中国的年代下限定在秦统一之前，是考虑到“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历史周期的完整性。此后，中国进入到以郡县制度为基础的帝王国家，如此扩充，让王国文明与帝国文明的连接线索更加紧密，也让联姻联盟、家族联盟到国家联盟的历史取向更加鲜明。

第三，早期中国至少拥有六个显而易见的阶段：

一是2—1.3万年（以下年份均为距今），洞里藏身厚积待发；二是万年伊始村落点点，上山贾湖无比惊艳；三是8000年文化繁荣满天星斗，大型遗址遍布中华；四是6000年社会狂飙古国崛起，红山文明主导整合；五是5000年城池林立方国登场，英雄时代尧舜禹汤；六是4000年王朝大国柔远能迩，夏商周王前仆后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早期中国稳定发展、贯穿始终的是：文化类型的多样性，文明整合的长期性，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多元一体的包容性。

文明整合 有史可考

中华古文明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经过了漫长的整合周期。这个周期以牛河梁古国的酝酿为起点，以黑龙江、辽河、黄河、长江、珠江为纵深，由北向南波次推进，历史大潮洪流滚滚（卜工，《文明整合历史洪流》，中国文物报2026年4月25日）。文明整合与制度建设是中华文明的“任督二脉”、底层逻辑和治理特色，也是“多元一体”的必由之路，这个不争的事实早已为地上地下资料共同证明，成为特色鲜明的中国史诗。

先秦文献将早期中国的文明整合归为三个时期：一是黄帝时期，二是尧舜禹时期，三是夏商周时期。文明整合的时间表显示，最初的行动始于黄帝的涿鹿之战。《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有研究考证红山文化牛河梁古国就是黄帝的遗存。如今，涿鹿所在的河北张家口地区，发现大量红山文化的遗存，印证了涿鹿之战的真实性。

然后，黄河流域的尧舜禹把整合的目标瞄准了长江。《尚书·舜典》记载“窜三苗于三危”，《尚书·大禹谟》详述禹征有苗的誓师之辞及“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的结局，《禹贡》《益稷》等篇也有涉及。《墨子·非攻下》‌保留了禹征三苗战况最生动的描述，如“日妖宵出，雨血三朝”“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瑞令很可能就是牙璋）。

考古资料表明，到了殷墟前期，这一历史性的整合才宣告胜利完成。《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便是历史的结论。此时，湖北盘龙城，江西新干晚商大墓，吴城文化等考古资料都足以明证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所以，我在《文明整合历史洪流》一文中最后说，上古时代悠悠岁月，文明整合如火如荼，国家进程方兴未艾，历史洪流不可逆转。倘若对此缺乏清醒认识，那就不能认识黄河流域龙山时代崛起的原因，就不懂得方国与邦国的考古学意义及其在国家化进程中的位置，更难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的类型多样性，如此，何以知晓文明整合是“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必由之路呢？

早期中国的文明整合是历史逻辑，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成因所在。其中，源于黑龙江饶河小南山的青白玉在牛河梁的出现，是东北地区文明整合的发端。而辽河整合黄河流域最为激动人心，是原生文明主动性的真实体现。黄河整合长江流域文献记忆最为清楚，是两种古礼体系的长期角力，长江整合珠江流域始于高庙文化，用时最长。总之，文明整合是从北至南，波次推进，虽有反复，大势不变。当然，文明整合还有另一种模式。那就是文献记载的巡狩、宣讲与融合等其他的方式。

方国城池 暗藏玄机

距今五千年，早期中国步入方国时代。这是考古上的龙山时代，也是历史文献长期讴歌与缅怀的英雄时代。城池崛起英雄辈出，尧舜禹汤各领风骚。此时城池的特点非常显著，择其要者大体有四：一是土木结构难以保存；二是数量众多形态多样；三是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四是性质有别功能不同。因此，深度的比较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城池的规模与面积上，要像庖丁解牛那样，尊重事物的天然结构和本来规律，考察城池的遗存结构和布局关系，方可推定其性质与功能。研究的抓手是核心区的遗存结构与布局关系，而非其他。

什么是核心区？窃以为，城池的宫殿、宫城这些中枢部位就是核心区。例如，良渚古城的中枢是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南佐的中枢是两重壕沟围绕的九座台基，陶寺古城的中枢是30万平方米的宫城，石峁古城的中枢是面积约8万平方米的皇城台。

从布局特点上看，良渚莫角山以宫殿为中心，内城外城呈中心放射式布局，南佐九台向心式，陶寺那样大小双城的互动式，还有石峁古城那样的高台瞭望式。根据结构决定性质的原理，这些不同结构特点当与城池的功能性质息息相关。

先秦时期的诸侯国往往拥有几处都城。燕国有上都下都之分，晋国有“下国”与“上国”相对，秦楚也有多个都城。张光直先生则尖锐地说到，都城也有“圣”“俗”之别。他强调：三代（夏商周）各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是祖先宗庙的基地；另有若干迁徙不定的“俗都”，是王的政、经、军领导中心。由此可见，都城或王城也有性质的差别，以及定性定量的研究需求。

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古蜀文明三星堆古城，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王城那样简单，而很可能是中华文明核心制度的传播圣地，或称夏人册封的南方礼教中心。

首先，礼仪制度是三星堆古城的社会支撑。青关山特大建筑与“坑坑有主题、座座讲制度”的宝藏坑群，揭开了古城性质的冰山一角。宝藏坑的标型器更是直接把制度“写”在脸上。其中，二号坑的器物板块演绎巡狩制度的阵容，三号坑骑兽顶尊铜人说的正是秬鬯献祭的祼礼内容，七号坑的铜网锁玉一望可知是占卜仪式的实用器物，八号坑的青铜神坛就是长江版祭天大典的微缩景观，把中原流行的祭天、礼地、巡狩、占卜等仪式制度用他们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呈现出来。至于那些瘗埋典藏、星阵布局、牙璋重器更是从中原地区直接拿来的制度。这些器物的板块明确，阵容结构清晰，巡游宣讲演示的性质显而易见，因此，并非属于传统意义的宗庙重器，而是制度宣讲的教具（卜工，《上古制度》，科学出版社2025年12月）。

其次，夏文化因素在三星堆古城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在三星堆文化分期中从不缺席。夏文化典型礼器陶盉与牙璋（瑞令）的研究，都为此提供了证据。这种情况令人想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葬。在那里，二里头文化的爵鬶组合是头等大墓随葬品的标配，是二里头文化酒礼册封边疆邦伯，“长臂管辖”管理北方军事要塞的铁证。无独有偶，夏家店大甸子墓葬的彩绘与金沙遗址神人木雕的彩绘竟然别无二致，C型纹样的发现完成了夏文化礼制基因在古蜀文明中的又一张拼图。先秦文献表明，尧舜禹汤之所以“柔远能迩”，就是因为内外服制已经成熟。舜帝南巡、夏礼辐射便是完美的证据链。原来，“多元一体”的“体”竟然就是制度体系。

第三，有鉴于此，大甸子墓葬和三星堆古城都极有可能是被夏人册命册封的边疆邦伯。只是文献疏于记载而已。一个是北方的军事重镇，一个是南方的礼教中心。过去，一般认为三星堆古城的夏文化因素，可能是夏王朝的移民，但为什么他们只有礼器，而生活器皿却极度缺乏呢？由此足证，制度管控在三星堆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若然，良渚中心放射式的城池属于圣王之都，九台向心式的南佐可能属于联盟之都，城中有城的陶寺属于尧王之都的可能性很大；高台瞭望式的石峁古城很可能属于北方的礼教之都。这或许是解读石峁城墙中玉器不同来源的新思路。显然，二里头遗址的夏都也需要功能与性质的检视。

学术高地 希望田野

早期中国是考古学开拓的学术高地，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希望田野，是拓宽中华文明研究的大舞台，让中国特色更鲜明，中国风格更清晰，历史呈现更真实。同时，也为其他学科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源。多学科知识理论汇集交织，多学科信息资源相互促进，早期中国已然成为跨学科、世界性的学术高地。

早期中国是文明史诗的滥觞阶段。其中，有五种原创性研究最受关注：一是物质文化的发展体系，即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二是农业生产的保障体系。其研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种植农业的发生，南稻北粟的格局，水利工程的设计，观象授时遗存的建设，都体现了早期中国的生存智慧。三是公共设施的营造体系。村落、城址、宫殿、陵墓、祭祀圣地等大型项目建设都需要统一规划，整体施工，中华文明的社会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管理水平都在这些遗存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四是前面反复强调的制度创造的社会治理体系。五是神秘深邃的崇拜信仰体系。只有这五大体系均有高质量、成规模的新思想新体系，才能讲好早期中国的故事。

早期中国是传统文化的沃土。满天星斗、文明整合、多元一体的认识都已经成为历史逻辑而载入史册。所以，深度研究必定是物质文化与理论逻辑的完美统一，是思想深度与制度创造的相得益彰，仅仅依靠材料的罗列不可能形成学术体系，更不要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显然，早期中国将成为全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希望田野”。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