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值得关注的是，相关表述里两处涉及岩画。一处是在“‘中国营造’重点计划”中，提出以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为工作脉络，推进包括岩画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另一处是在“加强文化遗产领域科技创新”部分，提出加强岩画等领域保护技术支撑。看似两处分别讲文化价值和科技，实际上是在谈同一个问题：如何使古老的岩画真正成为理解中华文化的一笔宝贵历史遗产。

从公开可查的国家层面相关规划看，此前岩画并未独立出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之中。虽然广西花山岩画、宁夏贺兰山岩画、内蒙古阴山岩画等早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也曾部署推进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但过去岩画更多是以某一处文物保护单位、具体申遗项目的形式进入国家文物工作体系之中。此次在中办、国办印发的综合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中，“岩画”作为一个遗产类型被提及，可以看作岩画保护进一步走向类型化、系统化、技术化的一个重要政策信号。

我国岩画资源丰富，相当一部分岩画分布在边疆和民族地区。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就有广西的花山岩画、宁夏的贺兰山岩画、内蒙古的阴山岩画，以及云南迪庆、丽江一带的金沙江岩画，云南文山的大王岩岩画，西藏那曲的其多山洞穴岩画，甘肃肃北的大黑沟岩画，新疆昌吉的康家石门子岩画等。这样的空间分布，使岩画不仅成为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对象，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的一类特殊文化遗产。它们没有形成文字篇章，却以图像的方式保存了先民的生产生活、精神信仰、环境认知和社会交往，可以称得上是镌刻在祖国山河间的一部“无字史书”。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现代岩画研究起步较晚，国外在19世纪后期便开始对史前岩画进行考察研究，我国虽然在20世纪初已经有相关考察，但是系统的岩画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阴山岩画、花山岩画等遗存的调查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岩画研究日益兴盛，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然而，对于岩画所保存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不同地区岩画之间的联系，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今天研究岩画，已经不能只停留在“画了什么”“是什么年代”“属于什么类型”等问题上，更应该追问这些绵延数千年的石上图案，对于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什么？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特性是认识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切入点，对于岩画来说，这种理解要跳出单一图像，走向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之中。

西部岩画遗存大多具有较长的历史，在同一个区域，不同时代的图像不断累积、传承和变化，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与动物、狩猎与放牧、劳作与祭祀等主题不断重现，成为了探索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从内蒙古大草原到青藏高原，从河西走廊到西南山地，一些类似的动物、人物、车辆、符号不断出现，但又具有明显的地域风格。将这些图像与考古遗迹、地理环境、交通线路、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人群来往、技术传播、文化交流的痕迹，成为解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别的“图像证史”。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远古岩画直接同现在的某个民族联系起来，也不能轻易地给每一幅画加上“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的标签。真正有说服力的研究，应把岩画放回具体的年代、环境和社会背景，在跨区域、跨时段的比较中认识不同文化因素如何相遇、交流、吸收并重新创造。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来不是单一化的，包容性也不是彼此隔绝，而是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联系。岩画是了解这段历史的珍贵图像宝库。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将岩画纳入“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去，其意义不是简单地增加一种需要保护的文物种类，而是提出一个更高层面的任务：推动岩画研究从“图像保留”到“文化解读”，让散落在山间田野的图式成为解读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实物证据。

而要完成这种转变，科技创新不可或缺。

岩画是一类十分特殊的文化遗产。古建筑可以修缮，许多馆藏文物可以进入恒温恒湿的库房，而绝大多数岩画与岩体、山川、自然环境共生，长期经受风沙、水蚀、冻融、温差、生物侵蚀等影响。一些刻痕会逐渐模糊，一些岩面会出现裂隙甚至剥落。还有大量岩画分布在高山、荒野、峡谷等地，过去的人工测量、描绘、巡逻很难准确掌握它们的变迁。数字化手段正在改变这种现状。到2025年底，贺兰山岩画核心保护范围内的6个区域中有5个完成数字化记录，采集到1716组三维模型和彩色正射影像等资料，三维激光扫描能精确到毫米级，无人机可以快速获取遗址的地理位置信息，数字化平台可以将分散的图片、位置、病害、研究成果等关联起来。阴山岩画的保护实践中也已经明确利用摄影、摹绘、数字化等方式对濒危岩画进行抢救性保护，建立数字化保护档案。2026年，巴彦淖尔继续实施阴山岩画群数字化保护工程。

这也启发我们重新理解科技保护与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关系。科技并不是独立于文化遗产之外的一件“新工具”。在今天，运用新的技术保存、研究和传播古老文明，本身就是守正创新的一种实践。它不是用现代科技去“证明”古代文明具有创新性，而是在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中延续中华文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进一步说，岩画的数智化也不应该停留在“给岩画拍高清照片”“建立一个数据库”的阶段。真正的“数智活化”，是让数字技术从保存信息进一步走向发现知识。例如，将西部不同省区的岩画位置、岩体环境、图像内容、保存状况、年代信息以及周边考古遗存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数字化整合，便有可能突破行政区划形成的信息壁垒；运用图像识别、空间分析、知识图谱等技术，可以从数量巨大的岩画中寻找人物、车辆、鹿、马、太阳等图像的分布规律和传播线索；把岩画数据与古环境、人群迁徙、交通通道以及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还能够为认识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联系提供新的研究路径。数字人文研究显示，大数据与跨区域比较为揭示岩画符号的传播、演变及文化互动开辟了新路径。

历史学探究不应被算法替代，算法所识别的图像相似性，并不能直接证明文化传播关系，数智技术归根到底要服务于严谨的年代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史学研究，技术之作用，根本在于使“可感难解”的岩画“可读可用”，助力研究者探知过往不易辨识的问题，进而使社会公众更便捷地获取图像所承载的文明信息。此正是“记忆传承”的意义所在。

对文化遗产实施保护，不仅因其年代远，更因其中延续着共有的历史记忆。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首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38处岩画点依左江及其支流分布，形成了人、山崖及河流和谐统一的文化景观。今天，如果通过数字博物馆、虚拟展示、主题展览、研学课程等方式，把散布于山野之间、普通人难以目睹的岩画重新连接起来，就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中华大地上的文明从来不是由单一地域、单一人群独自创造，而是各族先民共同书写、共同创造、共同传承的历史长卷。

从一幅岩画到一片岩画群，从一处山谷到整个中国西部，岩画研究的尺度正在发生变化；从人工摹绘到三维扫描，从资料保存到人工智能辅助研究，岩画保护的方法也正在发生变化。然而技术愈新，我们越当探究一个最原初的课题：究竟要为后人留下什么根基？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中与岩画相关的两处表述，明确了两条相互联系的路径：一是指向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研究阐释，一是着眼于科技创新和数智化保护。前者回答岩画为什么值得保护，后者回答怎样让它更好地传下去，既保存岩石上的图像，也保存图像背后的历史联系和共同记忆。只有这样，那些留存千年的石上遗存，才足以成为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实物资料，承载各民族共享的历史记忆，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财富。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