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墩墓地位于安徽省淮南市高新区三和镇徐洼村武王墩自然村南约150米，所在区域北依舜耕山，向南则为开阔的平地，西侧为南北向的瓦埠湖，瓦埠湖西侧北端为楚都寿春城之所在。2020 年开始，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淮南市博物馆组成武王墩联合考古队，开展对武王墩墓地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周边战国晚期高等级墓葬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多学科研究工作同步进行。至2024年底，主墓一号墓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初步取得以下收获。

首座科学勘探、发掘的战国时代楚王陵园

通过阶段性的考古勘探工作，初步揭示了武王墩墓地是一座带有围壕的大型独立陵园，且陵内设施齐全。陵园坐落于淮南舜耕山脉向南延伸出的一条岗地之上，整体呈近似方形，周长约4969米，占地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围壕的东西两侧较宽，改建自古河道，而南北两侧则较窄，系人工开凿而成。

主墓武王墩一号墓位于陵园中部偏北区域，是一座“甲”字形带封土单墓道竖穴土坑木椁墓，墓道朝东。墓坑开口面之上，原有东西底长约134、南北底宽约114、相对高度约16米的覆斗状封土。墓坑开口为方形，边长51米，总深约20米，四壁自开口向下有21级台阶逐级内收至土椁室顶部。墓坑内填土层层夯实，夯窝清晰密集。土椁室四壁四角、木椁室顶部均覆盖有竹席，竹席总面积超过700平方米。主墓封土边缘西侧约60米处探明有一座南北向的车马坑，长147.9、宽13米。主墓西侧约200米处，有多座大型陪葬墓南北分布，陪葬墓间由围沟界隔。陵园东南部还散布有20余座小型祭祀坑。

学界已归纳出商周至秦汉的国君墓葬经历了由“集中公墓制”向“独立陵园制”的变化，其体现的是君主集权的高度强化，并指出独立陵园制具备四条主要特点：一、独立陵园具有垣墙（或兆沟、或行马）以表示墓域；二、陵园之间相距较远，形成独立的单元；三、每座陵园都拥有独立的陵园名；四、规模宏大,各类设施完善，并实行专门化管理。综上所述，除因历史原因导致陵园名失载外，武王墩墓地（陵园）具备独立陵园制的全部特征，并且相比于战国早、中期楚王墓地尚未形成以“垣墙”表示墓域的状况，武王墩墓地在这方面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结构完整、内涵丰富的九室棺椁

武王墩一号墓的木椁室，是考古发掘首见的结构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椁，是讨论战国时期楚王棺椁分室制度和多重棺椁的重要样本。至迟于战国时期，楚墓便形成了复杂的棺椁分室制度：墓室中构筑棺椁，棺室之外，划分为多个椁室，不同椁室数量对应墓主生前身份等级。既往楚墓资料中七、五、三、一室墓葬均有发现，仅楚王级别的九室墓尚无科学考古发现。经考古发掘与木椁室拆解，发现武王墩一号墓木椁室由枋木、薄板搭建而成，总体呈“亞”字形，中间为棺室，东、西、南、北各有两个分室，由隔墙界隔，分室有独立墙体，共九室。椁木均为素面，棺木均髹漆，经初步鉴定，木料以榉木、梓木为主。

武王墩一号墓的棺椁自身便蕴含了丰富的信息，为了解楚国木结构工程提供了重要资料。第一，棺椁所用木材上均写有墨书文字，格式大体一致，内容存在差异，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的楚国墨书文字。如北Ⅰ室西墙最下层墙板“南（端头朝向）乐府（分室名称）西（所在方位）和（木材性质）一（编号）”。第二，棺椁所用木材上还发现了与墨书文字相对应的刻凿符号，刻凿符号一端宽、一端窄，呈放射状，其间距随编号增加而增大。第三，棺椁建造工艺多样，有垒砌、平铺、扣接、搭接、嵌套榫卯、燕尾榫卯等。

楚王级别的礼器组合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了基本完整的礼容器、礼乐器组合，是讨论楚王丧葬礼制中“器用制度”的重要资料。

礼容器主要埋藏于东I室、东Ⅱ室。东I室保存完整，出土各类铜器154件，种类较为齐全，其中铜鼎共有44件，核心为九件一组的束腰平底升鼎、七件一组的卧牛钮子母口盖鼎、三件一组的镬鼎、三件一组的箍口鼎。与鼎搭配的铜器还有八件铜方座簋、八件铜簠、六件铜瓦楞纹豆、六件铜敦等。其中，九件正鼎（束腰平底升鼎）此前仅在李三孤堆楚王墓、曾侯乙墓等王（诸侯）级墓葬中发现，为楚墓中正鼎数的最高等级。共出的大量其他类型的铜鼎则为全面认识战国末期楚墓用鼎制度提供了重要样本。另外，在礼容器的内容物中鉴定出动物遗存17种、植物遗存13种，动植物遗存保存状况良好，为了解楚国丧葬祭祀活动中的鼎实制度、生业经济、饮食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礼乐器主要埋藏于北室和西Ⅱ室，根据出土器物、追缴文物可以基本复原其器物组合全貌。所有礼乐器均为实用器，发音构件完备，部分可见使用痕迹。材质包括铜、石、漆木、匏竹。计有：两套共23件编钟；一套20件编磬；不少于50件/套的瑟；至少5种类型的鼓；不少于20件/套的竽。乐器面貌与战国早、中期高等级楚墓相比变化较大，大型组合编钟被数量庞大的丝竹类乐器取代，生动呈现了战国时代楚国礼乐文化的发展演变。

“以俑代人”的殉葬系统

武王墩一号墓西室是两座基本完整的“木俑坑”，分室内陈列共超过280个木俑，部分木俑面部有漆绘、着丝绸衣物。其中西Ⅰ室初步推测是一座仪仗俑室，出土木俑8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车、木模型剑、竽；西Ⅱ室初步推测是一座歌舞俑室，出土木俑20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车、瑟、竽。武王墩一号墓木俑规模大、种类多、保存完好、共出器物丰富，属楚墓中首见，其性质应是墓主人死后对生前出行仪仗、乐舞队的明器化呈现。

与庞大木俑队伍相对的是楚王陵园内“排葬坑”的消失。既往发现的熊家冢等战国早、中期楚王陵在主墓周边均有整齐的排葬坑，学界一般将其视为殉人坑。武王墩陵园内仅东南部散乱分布有20余座小型祭祀坑，取而代之的是主墓西侧的大型陪葬墓与木椁室内随葬的木俑队。武王墩一号墓的殉葬系统“以俑代人”的特色，不仅体现了楚国人殉的衰落，还是后世成规模殉葬俑的渊源之一。

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各类随葬品

经过近五年的考古发掘与近半年的资料整理工作，武王墩一号墓编号文物已过一万件，数量十分庞大，种类包罗万象，为了解楚国物质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根据整理进度，选取以下几类做简要介绍：

漆木器，数量最众，工艺精湛，纹样精美，各分室均有分布。器型包括案、俎、耳杯、盒、豆、盘、瑟等。经初步检测，部分漆器漆皮中朱砂的硫同位素数值对应于湘黔渝交界处武陵山区的朱砂矿。其中，于东室出土的四件彩绘龙凤漆案体量较大，呈方形，四周设有矮足，边框及四角分别饰有鎏金铜泡钉和鎏金铜包角，漆面上绘有龙、凤、仙鹤和爬兽等精美纹样，纹饰飘逸流畅、和谐优美，充分体现了楚国卓越的艺术成就。

玉器，主要埋藏于南室、东Ⅱ室、中室。按照功能可分为配饰用玉、丧葬用玉、镶嵌玉饰，部分器物可见明显改制痕迹。器型包括玉璧、玉环、玉璜、玉管、玉珩、玉龙、玉带钩、玉韘等。玉器延续了战国中期楚式玉器的基本面貌，制法包括减地浅浮雕、镂空、阴刻等楚式玉器中常见的雕刻技法，纹饰则继承了楚国典型的龙、凤等动物形象，体现出了战国时期楚国玉文化传承演变的发展历程。

卜甲，主要埋藏于南室，初步缀合背甲7、腹甲48件。卜甲均保留甲桥。大部分腹甲反面均有钻凿痕迹，正面有兆纹，钻均为方形，边缘规整，多数钻内中部凿一道竖槽，个别写有墨书文字。背甲与小部分腹甲无钻凿痕迹及兆纹。武王墩一号墓的卜甲钻凿形态相比春秋早、中期楚地所见卜甲变化较大，方形钻取代了双联钻，为了解楚国占卜技术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大量出土文物实证战国时代密切的文化交流

武王墩一号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非楚国文化因素的器物。这些文物生动地反映出了战国时代各区域文化间的密切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如：

以铜豆、铜圆壶为代表的三晋文化器物。东I室出土铜礼器组合中，可见一组共6件双环耳瓦棱纹铜盖豆。该类铜豆的形制、纹饰与此前发现的楚系铜豆迥然有异，而与东周时期在三晋地区长期流行的瓦棱纹铜豆十分相似。无独有偶，在东I室还出土了1件立鸟盖环络纹铜圆壶，这种形制、纹饰的器物在楚墓资料中尚属首见，但也多见于三晋地区。

以漆木耳杯为代表的秦文化器物。南室、东室出土的大量漆木耳杯，种类多样，装饰精美。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件耳杯底部刻有铭文，如“大官；长；廿九年，太后詹事丞向，右工师驾，隶臣□”，是典型的秦国宫廷制器铭文，为了解秦国宫廷制器、秦楚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以鎏金鸟形铜饰牌、鎏金羊形铜饰牌、穿孔野猪牙饰品为代表的草原风格器物。南室出土了大量动物题材的装饰品，材质涵盖金、银、铜、骨，纹饰动物包括写实的鸟、羊、马等。这类文物常见于广阔的欧亚草原带，展示出了战国时代楚国与北方各国及草原地带的密切往来。

载体丰富、内容多样的古文字资料

武王墩一号墓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古文字资料，具有重大价值。与既往古文字资料不同的是，武王墩墓的古文字资料呈现出了载体丰富、内容多样的鲜明特色，文字大多具有楚系文字的典型特征。

棺椁木材上可见墨书、刻槽、刻划文字，标明了木材的方位、分室名称、性质、编号；铜器可见铸铭、刻铭，记载了制器时间、生产管理机构、器主人名、计重计量数据等信息；漆器可见针刻、漆绘、烙印文字，标明了漆器的陈设方位、制作组织架构、器主人名；金银器可见刻铭，标明了器物使用位置、重量等信息；少量卜甲可见墨书文字，标明了卜甲的在占卜活动中的名称；竹简多为遣策类，还有少量卜筮祭祷简和典籍简；骨角器的针刻文字，标识了器物的产地和器物性质；石磬的朱书阳文则标明了器物性质。

学术价值

武王墩墓地具有布局清晰的独立陵园，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内涵丰富，是楚国最高等级的陵墓。综合墓葬规模、棺椁结构、出土器物风格与组合、古文字资料、人骨初步鉴定结果、历史文献等资料，确定武王墩一号墓墓主人是战国末期的楚考烈王。

迄今为止，武王墩一号墓是唯一一座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楚王墓，同时还是两周时期保存最完好的王墓。武王墩墓地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处清晰的时空坐标，为探讨楚国乃至两周时期的王级陵墓制度、陵园规划、埋葬习俗、营建信息、形制特征、棺椁分室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实例。

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为研究楚国东迁江淮以后的社会生活面貌和历史文化图景，提供了一大批系统性的考古资料。其中，出土文物呈现出的器物组合，为讨论楚国器用制度提供了重要样本；依附于文物存在的大量珍贵古文字，为讨论楚国工程管理、器物的功能与陈设、楚国外交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出土的周边文化面貌的文物，则展示出了战国时代各区域间密切的文化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

总之，武王墩墓地位于封建国家体系趋于解体、大一统国家即将孕育形成的关键时期，其出土文物及其所蕴含的制度内涵，对研究周、楚、秦、汉历史演变，尤其是秦汉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及大一统国家文化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执笔：柴政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