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器作为一种文化遗存在清代中晚期得到阮元、张廷济、刘喜海等一些文人仕宦收藏家的高度重视，而晚清陈介祺的藏器品种之富之精最为时人称赏。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二十岁左右开启了他的金石人生，五十余载倾心致力于金石古器的鉴藏考释和传拓赓续，其成就可谓是传统金石学发展历程上的一座丰碑。
百余年过去，簠斋藏器历经沧桑四散海内外，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有缘珍藏了一批簠斋考释手稿及金石拓本。手稿系簠斋后人于1964年捐赠，入藏当时的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现文研院前身），包括近30种金文考释稿、31通尺牍自留底稿、6篇传古笔记，以及刊行前书稿《秦前文字之语》《封泥考略》等，尤其是周毛公鼎、盂鼎、聃 、邰钟等吉金重器的各金文考释稿，是簠斋作为金石学家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见证。院藏簠斋藏器拓本品类较齐全，拓工亦较精。从制拓的侧重来看，有重在记录器物真实形态的吉金全形拓、重在记录文字的金石文字拓两类。其中商周秦汉170多器的全形拓，见证了簠斋在传拓古器图像上的传承与创新。院藏更多的是文字拓本，品类多、数量丰富，包括200种商周金文拓本以及秦诏量权、汉器、铜镜、泉笵、秦汉瓦当、古砖、古陶文等文字拓本。这些金石拓本的来源主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文物主管部门从市肆收购而得，并拨交文博所收藏。
2017年至2019年，笔者以文研院立项科研课题“院藏陈介祺金石学资料整理研究”（编号2017-JBKY-13）为契机，全面调查了簠斋藏器拓本，分门别类进行鉴别、整理和研究，分为商周吉金彝器全形拓、商周吉金彝器文字拓、商周兵器、秦诏量权、汉器、铜镜、泉布泉笵、秦汉瓦当、古砖、古陶文十种，并汇为《陈介祺拓本集》，有关情况简述如下。
商周吉金全形拓及文字拓本
《商周吉金彝器全形拓》收录簠斋藏商周彝器139器的全形精拓本，体现出簠斋藏器的核心面目，其底本主要源自院藏善本《簠斋藏吉金拓片》（登录号00995）。笔者认为此部图籍当是簠斋本人存留的藏器全形拓图档，非常珍贵。这一推断有几点依据：
装帧考究精美。全套五册，书衣木框锦缎面封护，内叶以纸墩制成折叶，每器墨拓对开托裱其上。
有墨笔行书于毛边纸的器目5纸（图1）。其中，有的器名下用双行小字标注该器的来源、出土地、真伪意见等。有2纸的篇末还分别写到：“照目捡器再编目”“全图必以粟园为宗而更求精”。从上述信息及书写笔迹来看，此5纸当是簠斋手书草目。
5纸目录的列器与拓本基本相对应，总计有商周137器、秦1器、汉29器、晋1器，簠斋疑伪3器。目录中提及一件疑北宋伪器“ 豆，疑宋崇宣器”（图2），此器全形拓背面题“崇豆”。另2件疑伪器见于折叶背面题记。
有两册在折叶背面有墨书题记。记器名、页码（从二至八七），有的还注明器的来源、辨伪意见。写有“刘”字的，是得自刘喜海旧藏，计有21器，其中2器题写的鉴定意见分别是“益公钟疑陕伪”（图3）“双耳壶字伪”（图4）；另写有“叶”字的，是得自叶志诜旧藏，有师㝨敦、丙申角。
拓本制成时间及拓工不一。有一幅在整纸上、采用拓与墨描相结合工艺制成的楚公 钟图，系六舟拓（钤印“六舟手拓”）（图5）。其传拓工艺与审美风格与册中的兮仲钟等拓本不同。还有一幅“颂 ”文字拓本钤印“陈粟园手拓”（图6），当是陈畯所拓。这两幅当是簠斋42岁之前居京时与六舟、陈畯交往时留下的早期拓本。同治十年（1871年）后，簠斋在经历青齐乱世后决意将所藏以传拓方式来保存传播，便持续延请拓工助拓，在全形拓工艺上，采用陈畯的分纸缀合拓法，而更求精。册中有一幅楚公 钟文字拓，便是出自簠斋之手，有钤印“陈寿卿手拓吉金文字”“陈氏吉金”“陈介祺所得三代两汉吉金记”（图7）。
鉴此，笔者推断此套拓图，当是簠斋选编、具有记录和保藏性质的一部吉金全形拓图档。这些拓本非常珍贵且稀见，呈现了簠斋眼中吉金所具有的端庄、文雅和古朴之气韵。
本次辑刊的簠斋全形拓《商周兵器》，有戈、戟、剑、矛等66器，不仅数量齐全，且每器皆拓两面，拓工精雅。拓本的底本主要源自院藏图籍《簠斋藏铜器拓片》（登录号01027）（图8）。
簠斋重视三代金文，强调精拓多拓以传世。此次辑刊的《商周吉金彝器文字拓》有199种金文精拓本，包括部分彝器残片的文字拓，是《商周吉金彝器全形拓》中所没有的。文字拓的底本亦主要源自院藏图籍《簠斋藏铜器拓片》。
秦诏量权拓本
簠斋收藏秦器，源于他对开后世小篆之始的秦相李斯遗迹的看重。簠斋最早所得秦器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获藏一块出自关中的秦诏铜版，同出的另外4块归刘喜海。同治五年（1866年）刘氏的4块旧藏亦归簠斋。他认为铜诏版是嵌于木量的遗存，诏字为李斯之迹。之后的八九年间，簠斋又陆续入藏了秦始皇及二世诏字的木量铜诏版、铁权和铜量，这大大激发了他欲集秦相李斯之迹成大观的迫切愿望。他认为秦金石文字“虽不及钟鼎文字，然暴秦忽焉，柔豪之法，实始于斯，不可不重也。”
簠斋的秦诏文字收藏中还有一种作为量器的陶器，即瓦量。他对秦瓦量的辨识和定名，在其《秦诏瓦量残字》拓本册中的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七月十六日”长题里有详细记载（图9），还曾在光绪三年七月七日将新得的“秦始皇瓦量残字四片拓四”寄赠吴大澂。此后几年间，簠斋又陆续入藏了一些秦诏瓦量残片，如光绪四年（1878年）十月又收得2片。他收藏秦诏瓦量的总数，据现存多个拓本册的对勘来看，共有33种。
院藏簠斋秦诏权量拓本比较齐全，现辑入《秦诏量权·泉布泉笵》合装册中的有铁权及权版、木量铜版、瓦量残片等43器的46幅拓本。
汉器、铜镜及泉布泉笵拓本
簠斋收藏的汉器主要有鼎、甗鍑、镫、洗等，兵器主要是弩机，还有作为车饰的青铜构件等。簠斋认为“汉器之铭无文章，记年月、尺寸、斤两、地名、器名、官名、工名而已”。从文献价值来看，汉器并不是簠斋关注的重点，但他仍能发现一些制器新奇，或有代表性的物证，并结合典籍进行考证阐释，如《汉镫考记》。同治十一年九月二日簠斋致吴云札之附笺云：“余新得绥和鴈足镫，因集所藏所见之镫为考说，并刻所藏汉器精者为图说之。”此次辑入《汉器》的53幅拓本，其底本主要见于院藏《簠斋藏吉金拓片》（登录号00995）和《陈簠斋吉金文字》（登录号440238）。
铜镜是簠斋收藏的品类之一，曾自名“二百竟斋”。据陈进先生家藏本《镜拓全目》，铜镜有200枚。此次所辑《铜镜》有169种，主要是两汉时期遗存（图10）。
簠斋因重视古文字而延展到对古泉的关注，对于古泉重研究而少收藏。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一日、十月十三日致鲍康札云：“弟不收泉而言泉，盖推三代文字及之，他则仍不求甚解也。”“古化究下古器一等，以非成章之文，且有出工贾之手者，然犹是秦燔前古文字真面目，故不能不重，精刻传之。”他对古泉的研究体现在对老友李佐贤《古泉汇》的批校上，亦散见在与鲍康的通函中。他很关注当时各家所藏，甚至期望合诸家古货集拓精刻公世。本次辑入《古泉泉笵》的古泉，是簠斋所藏的新莽十布六泉，其中六泉一套、十布两套。这与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廿五日簠斋致吴大澂札中所记基本吻合，“敝藏六泉全一而有未精，十布全者二而有余”。
关于簠斋藏笵，民国七年（1918年）邓实《簠斋吉金录》中曾影印邹寿祺藏铜笵拓本67幅、铁笵1幅。邹寿祺题记云：“簠斋藏货笵千余，尝以名居曰‘千货笵室’。余所见有二十余册，皆土笵也。此铜六十七纸、铁笵一纸，传拓极少。庚戌立夏日杭州邹寿祺得于中江李氏。”此次辑入《古泉古笵》的是铜笵拓本，有49幅（图11）。
瓦当、古砖及古陶文拓本
簠斋经年所藏秦汉瓦当的数量，据陈氏家藏《瓦拓全目》（陈进藏）有924种，其中残瓦颇多。院藏图籍《秦汉瓦当拓本》（登录号420727）有595种，本次从中选择拓瓦相对比较完整，其刻字或纹样亦较有特点的辑入《瓦当》（图12）。
簠斋藏砖的数量，从陈氏家藏《砖拓全目》看，有秦汉至南北朝古砖323种。院藏图籍《陈簠斋藏砖》（登录号440249）有40种，暂辑入《瓦当古砖》合装册中。
簠斋在光绪年间首先发现了古陶文，并收藏了大量齐鲁一带的陶文残片。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十七日致吴云札并寄赠所拓三代古陶文字全份二千余种。同年四月四日簠斋致吴大澂札云：“古匋拓已将及三千，如有欲助以传者，乞留意。”到光绪六年曾作对联称所积藏的齐鲁陶文四千种，至光绪九年（1883年）题云“陶文今将及五千”。簠斋是发现、积藏和研究陶文的第一人，他曾感慨道：“三代古匋文字，不意于祺发之，三代有文字完瓦器，不意至祺获之，殆祺好古之诚有以格今契古而天实为之耶。”对于古陶文字，簠斋总结到：“古匋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
此次所辑《古陶文》有3757残片，拓片底本源自院藏图籍《三代古陶文拓片辑存》（登录号01469）（图13）。
笔者有缘整理簠斋手稿和墨拓等诸多遗存，深感其治学的严谨，与同好交流的坦诚，对“真”“精”传古观念的秉持不怠，以及传拓的创新和持续行动力。如今历经数年的整理、研究和编纂，继2023年《陈介祺手稿集》（全四册）刊布之后，辑院藏拓本而成的《陈介祺拓本集》（十种），亦将陆续公诸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