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古滇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青铜艺术闻名于世。它不仅展现了古滇先民的智慧，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脉络。昆明市博物馆举办的“古滇探幽——滇国滇人滇文化”主题展，通过展出从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古滇国的数百件青铜器、金器、陶器、玉器等文物，系统展现了滇文化的辉煌成就，这些文物不仅是古滇先民智慧的结晶，其铸造技术、装饰纹饰和造型风格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脉络的实物见证。根据考古证实，滇国存在的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初，相当于中原的战国、秦、西汉。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其区域范围，从埋藏滇文化青铜文物的区域进行判断，其范围东到石林、泸西，北至昭通、会泽，南抵新平、元阳、个旧，西到安宁、禄丰，大约东西宽150公里，南北长400公里。

史书典籍里的记载

云南滇池东部地区历史悠久，考古发现表明，约3万年前，人类已在今昆明市呈贡区龙潭山一带繁衍生息。滇池周边300公里范围内已发现2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见证了新石器文化的形成。谷壳、麦穗的发现标志着人类从狩猎走向农耕文明。春秋战国时期，滇池周边出现了古滇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对这片区域有记载：“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可见，“昆明”是古代云南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称，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进一步解释：“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说明昆明族人口众多及其部落社会的形成。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是我国西南边疆最早的历史记录，反映了汉代以前“夜郎、滇、昆明”等土著居民的生活状况。滇分布在滇池周围，是“靡莫之属”中最有势力的代表，他们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处于部落联盟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一记载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滇国由楚人后裔建立的记载相呼应：“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公元前3世纪（前298—277年），楚国大将庄蹻率兵入滇，与当地民族部落联盟共同建立了“滇国”，并在今晋宁区一带筑城。庄蹻将楚国和中原内地的先进文化、技术带入滇地，促进了西南与内地的文化交流。自此，云南各民族团结的史话从“庄蹻入滇”开始，融入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浩瀚长河，成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云南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从“庄蹻入滇”开始，历代中央王朝纷纷将目光投向神秘的“西南夷”地区，积极开展开发与统治。设州郡县，构建完善的行政区划体系，开辟道路，畅通交流渠道，派遣官吏，强化边疆治理。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滇王归降后汉廷设立益州郡，赐滇王金印并保留其族群治理权。《史记·西南夷列传》明确记载“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云南自此融入汉王朝统治，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也不断传入云南。而1956年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蛇纽金印“滇王之印”以考古实物实证《史记》《汉书》所载滇国史事的真实性，揭示了汉武帝“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逻辑，将滇人社会纳入“大一统”政治框架，同时保留其文化自主性，为后世“羁縻制度”奠定了实践范本。

展厅里的文物印证

昆明市博物馆的“古滇探幽——滇国滇人滇文化”主题展览，以近400件珍贵文物为核心，系统展现了古滇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以青铜器为主体，辅以金器、漆器、玉器等多元材质文物，繁多的青铜器种类，涵盖了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贮贝器、乐器和装饰品等。兵器如戈、矛、钺、剑、叉、斧、弩机、箭镞、头盔、甲胄等，生产工具如锄、铲、镰、凿等，生活用具如壶、釜、洗、尊等，乐器如铜鼓等，以及悬挂在人身上的各种扣饰，集中呈现了古代滇人的生活风貌、宗教信仰、艺术成就和社会结构，勾勒出滇文化的多元面貌。这些文物不仅印证了《史记》《汉书》中关于滇国的记载，更为研究滇池地区古代民族史、冶炼技术和宗教习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交融、交往、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展厅文物首先印证滇国历史存在。1956年，考古学家孙太初在晋宁石寨山6号墓中发现的“滇王之印”金印，是滇国历史存在的最直接证据。这枚金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汉武帝赐滇王金印的记载相吻合，证实了滇国在公元前109年已被纳入汉朝版图。此外，石寨山、李家山、天子庙等墓地的发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等文物，进一步证实了滇国的历史存在。其次文物印证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展厅中的贮贝器、铜鼓、扣饰等文物，反映了古滇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贮贝器作为财富的象征，常见于贵族墓葬，其上的装饰图案如牛、羽人竞渡等，展示了滇国的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经济。铜鼓从生活炊具演变为礼器，反映了滇国社会从物质生产到精神文化的发展。再次是文物印证了宗教信仰与艺术成就。如杀牛祭柱铜扣饰、巫师纹铜鼎等文物，揭示了滇国的宗教信仰。这些文物上的图案和造型，如蛇、牛、鸟等动物形象，以及太阳纹、翔鹭纹等，反映了滇人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同时，滇国的青铜器在造型、装饰和铸造技术上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如失蜡法铸造、鎏金、镶嵌等工艺，展示了滇国高超的艺术成就。通过展览中的陶器、青铜器等文物，展示了滇池区域春秋中期至西汉时期两大不同族群的文化融合。百濮族群的稻作文化与氐羌族群的半耕半牧文化，通过陶釜、铜鼓、铜剑等器物的风格变化，反映了滇文化的复合型特征。这种文化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上，也反映在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方面。进而以文物实物印证文化融合与族群变迁。

战国三兽饰太阳纹长横銎狭腰铜斧

西汉蛙形銎铜钺

战国五牛盖铜贮贝器

展厅文物构建的多维证据体系，不仅实证了滇国的历史存在，更通过器物组合、技术特征、图像系统的交叉验证，揭示了滇文化“百濮筑基，氐羌融汇”的文明生成机制。从铜鼓到贮贝器的文化重构，到鎏金扣饰的技艺创新，文物的遗存展现的不仅是古代滇人的生存智慧，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西南边疆的生动诠释。

西汉方内曲援长胡涡纹铜戈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交融发展的见证

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始于商代晚期，鼎盛于战国至西汉，其铸造工艺既保留地域特色，又融合中原及周边技术传统，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典范。滇国青铜器以独特造型与纹饰，见证中原文明与边疆文化的深度互动，揭示华夏文明“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演进逻辑。

兵器领域最能体现文化交融的复杂性。战国“双钺形铜戈”融合中原青铜戈的勾啄功能与钺的礼器象征，銎、援处太阳纹、涡纹虽脱胎于商周纹饰体系，却被赋予滇人对光明与丰产的祈求。西汉“方内曲援长胡涡纹铜戈”沿用中原兵器规范，但援与内连接处的三角形突起与菱形网纹，将实用兵器转化为沟通人神的媒介。这种“形制承中原，符号创新意”的创造性转化，展现出边疆族群对中原文明的智慧重构。

战国双钺形铜戈

礼器系统彰显更深层的文化整合。西汉“四耳圈足太阳纹铜鼓”鼓面中央的太阳纹与中原“天圆地方”宇宙观形成跨时空对话，麦穗纹耳饰暗示农业祭祀的跨区域共性。“战国五牛盖铜贮贝器”以五牛环绕中心柱的布局，将实用容器升华为财富与神权的象征，柱顶高耸造型隐喻通天柱，体现自然与超自然的融合想象。滇国工匠在吸收中原范铸法基础上，发展出立体失蜡铸造工艺，“五牛贮贝器”上立牛雕塑即是明证；战国西汉时期铜啄、铜斧、铜戈的兽形浮雕既延续中原线刻传统，又融入东南亚立体表现技法。西汉设益州郡后，菱形纹、回纹等汉文化元素显著增加。“西汉嵌红玛瑙圆形铜扣饰”以东南亚红玛瑙为核心，采用中原镶嵌工艺，依托南方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实现物质文化的跨地域整合。“执伞铜跪俑”手持垂铃伞盖，伞柄饰人面纹，既模仿中原仪仗制度，服饰又融合滇人、百越、氐羌等族群特色，成为族群共处的具象化表达。青铜器上虎、牛、鸟等动物形象，既是自然崇拜的体现，也是族群标识的象征。滇文化通过造型、纹饰与功能的创造性转化，既保留西南边疆地域符号，又融入中原、草原、南亚等多元元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视觉呈现。

从双钺形铜戈的礼器化转向，到执伞铜跪俑的仪礼杂糅，从铸造技术的多元融合，到生产生活的共生互鉴，再到符号表达的视觉叙事，滇人以智慧丰富了多元一体文化基因，印证了滇文化在与中原及周边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宏大谱系，证实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交融发展历史脉络。

（第一作者为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第二作者为昆明市博物馆研究馆员。本文为2024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云南省基于博物馆开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ZX2024YB2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