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晚清著名金石学家。他求真尚精的传古观念，以及为文存真影、为器传神形的传古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传统金石学的内涵。簠斋在清咸丰四年（1854年）42岁引退归里山东潍县之前，所收藏的吉金、古玺印及金文拓本已初具规模，其中吉金130余器，包括西周毛公鼎（图1）、天亡（图2）等重器，古玺印2000余方，金文拓本700余种。他以拜见、过访、书函等方式与当时诸多金石大家前辈或同好，如阮元、张廷济、徐同柏、刘喜海、吴式芬、李璋煜、许瀚、翁大年、何绍基、吕佺孙、吴云、陈畯、释达受等，在收藏、鉴考和传拓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交流和切磋。

簠斋归里后至光绪十年（1884年）去世的30年间，从其治金石的成就看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段。早期咸丰五年至十一年（1855—1861）的六七年间，他暂居乡野，因时局动荡，家室未安，治金石虽偶有收获，但比较受限。中期同治元年至十年（1862—1871），簠斋迁居城内，新建宅第，尽管时局不稳、家事多艰、地处僻壤交游不便，但于金石的鉴藏、研究和承续上已逐渐形成独特的传古理念。晚期同治十年至光绪十年（1871—1884）的十多年间，他在同治十年连遭丧妻失子之悲后更倾心于金石之业，无论在收藏品类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在金文考释著述、金石传拓技艺的传承创新上，皆成就显赫，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同时，他与仕宦吴云、潘祖荫、吴大澂、鲍康、王懿荣等金石同好频频通函，交流探讨治金石文字之学的心得和经验，并不遗余力地借助传拓来光大和传承金石文化。

清代中晚期人们对金石的追逐已成为书画收藏之外的重要门类，簠斋虽喜古书画，但更嗜金石古器及拓本，同治十二年七月廿九日致吴云札云：“书画之爱，今不如昔。以金文拓本为最切，其味为最深厚，石鼓秦刻汉隶古拓次之。”他一生的金石器收藏在品类及数量上是个动态的过程，当他在经历了咸丰同治年间的社会动荡，感到几十年来的积藏命运叵测，便决意用传拓方式化私藏为公器，与海内同好共享，遂经年不断费尽心力地延聘工友，拓制所藏金石玺印以赠友好或售直助拓以传古。簠斋所制拓本用毛头纸包装起来，随手将考释及各事题于包装纸上。据曾负责保管簠斋拓本及手稿的陈继揆（1921—2008，簠斋六世嫡长孙）先生统计，“仅举其有铭文者，商周铜器二百四十八件，秦汉铜器九十七件，石刻一百一十九件，砖三百二十六件，瓦当九百二十三件，铜镜二百件，玺印七千余方，封泥五百四十八方，陶文五千片，泉镜镞各式范一千件，铜造像无目不计。”簠斋得器的主要途径有直接购自市肆、得自旧藏家、亲友馈赠、与藏友交换、托古董商或友人代为寻购等。簠斋在归里潍县之前，多着力在古玺印及吉金彝器等钟鼎重器的收藏，归里后受限于经济及地理因素，更多地关注齐鲁地区出土的秦汉砖瓦石刻等，他还是最早敏锐地发现、收藏及研究古陶文者。簠斋对藏品的寻觅选择，无不体现着其明确的求真尚精、重文字、传文脉的传古思想和观念。

求真与尚精

簠斋的求真与尚精观，贯穿于他对器物的鉴藏，对器形及文字等信息的复制和保存上。他认为“传古首在别伪，次即贵精拓、精摹、精刻，以存其真”。也就是说，他很重视器物本体的真实性，重视器物文化信息在存留传承过程中的真实性。前者真实性的实现要靠较高的学识和认知去伪汰疑，后者的信息存真要靠精微的工艺来实现。

就其藏器而言，在得自刘喜海旧藏的20多件吉金中，他认为其中的益公钟“疑陕伪”、双耳壶“字伪”。簠斋与潘祖荫等同好通函中提及所藏的“十钟”“十一钟”并不包括益公钟。对于他人所藏伪器或不真之器，簠斋也不讳言。同治十二年七月他在得阅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和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刊本后，直言不讳地力劝两人要淘汰伪器和可疑之器，“以欲存古人之真”，以免误导后人。他的这种汰伪去疑的存真观，在致潘祖荫、王懿荣、吴云信札中多次提及，同治十三年八月廿一日致潘祖荫札中更是直言：“愚者之实事求是，良可哂也。其望当代之大收藏家专传所得至可信之品，而不敢言可汰者，则其诚亦可悯矣。”

簠斋对于藏器，不仅求真，还力求“精”和“古”，即重视藏器的时代性和代表性。他认为“多不如真，真不如精，古而精足矣，奚以多为。得可存者十，不如得精者一。”故鲍康（1801—1881）评曰：“寿卿所藏古器无一不精，且多允推当代第一。”

重文字与传文脉

簠斋治金石的最大特点是重视文字，一是重文的义理，二是重字的本身。簠斋各品类的收藏皆因文字而起意，他尤其嗜好三代吉金文字，在嘱托陕西古董商苏亿年代为觅器时曾写道：“以字为主，式样次之，颜色花文又次之。只好颜色而字逊者亦甚不必争。天地间惟以字为重，字以古为重。时代愈晚愈轻。印自不如古器，而费又多。虽费多而不能敌一重器，私印尤不敌官印。余收古物以印之费为多，而爱之则不如三代器，愈老愈爱三代古文字拓本也……如有再出字多之器，千万不可失之。切属切属！千万千万！”。他对商周秦汉金文特点有中肯的归纳：“金文以三代文字为重，秦无文字，汉器之铭无文章，记年月、尺寸、斤两、地名、器名、官名、工名而已，后世则并此而无之矣。”

三代金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认识到商周金文是秦燔前的“古文字真面”，是探究先秦社会历史的原真性资料。秦代是中国社会历史递变的一个重要节点，秦燔加剧了后世与周文化之间的断裂，“秦以前是一天地，同此世界，而与后迥不同。”而久埋地下被不断发现的吉金铭文，刷新着有识之士对古史的认知。簠斋认为“三代器之字，皆圣人所制。其文亦秉圣人之法，循圣人之理。亦有圣人之言，特不过是古人之一事耳。”相较于汉儒整理辑存的先秦文献，有的重要金文可谓是“真古文尚书者”。

正是这种对商周金文原真性史料价值的清晰认识，促使他数十年不间断地对自藏周毛公鼎、聃（天亡），对潘祖荫藏盂鼎、邰钟，以及对吴云藏齐侯罍等重器铭文进行研究考释，进而欲求古人之理、明古人之心。他在同治十年毛公鼎铭考释稿的题记中写道：“明圣人之理，然后可以知圣人之心。知圣人之心，然后可以论圣人之事。”

金石文字还是簠斋鉴定真伪的核心要素。他认为“古器字既著录传后，必先严辨真伪，不可说赝”。他鉴别真伪的要诀，一方面从解读字辞和篇章的角度，不仅释字训诂，更注重篇章结构，要能贯通古人之文理文法，即“以文定之”；另一方面从解析文字书写的角度，精熟古人之行字用笔，即“以字定之”。他在致潘祖荫、鲍康信札中也多有类似言论：“收古器则必当讲求古人作篆用笔之法，知之然后可以判真赝”；“论文字以握论器之要”；“近日作伪至工，须以作字之原与笔力别之，奇而无理，工而无力，则其伪必矣。”“识得古人笔法，自不至为伪刻所绐，潜心笃好，以真者审之，久能自别。”

簠斋重视文字还体现在对金文新旧拓本不遗余力地搜集，归里前曾将所藏三代器文拓本七百余种装帧成册，后来鼓动各大藏家汇集所藏金文拓本编纂字学辞典《说文统编》，以校订和补充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同治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他致鲍康札云：“今人论书，必推许氏，然许书已非真本，岂能如钟鼎为古文字庐山真面。当以今世所传金文千余种，合古书帖，编增许书。钟鼎之外，惟古刀币及三代印耳，是当并补许书中。岂可不精摹而使再少失真，日后又无从仿佛邪。好古家刻书，每患己见之陋而沮，愚谓刻摹精审，则天下后世，皆得借吾刻以考证，又何必因噎而使错过失时，惜乎，燕翁不明此理，而徒以玩物毕一生之精力而一无所传也。”

刘喜海（1793—1852）号燕庭，富藏金石，簠斋所藏钟鼎、秦量诏铜版等不少重要藏品得自刘氏旧藏，他对刘氏富藏却未能广布传播并惠及后世而深感惋惜，并引以为戒。簠斋在刻成于同治十二年间的《传古小启》中很明确地表达了决意将私藏金石文字以传拓化为公器的传古观念。他写道：“天地古今所传文字耳。大而精者义理，小而粗者文字，无文字则义理亦不著矣。余收金石古文字四十年余，归里来以玩物例屏之。同治丁卯，青齐息警后，自念半生之力既糜于此，三代古文字犹是漆简真面目，非玩物比也。时代限之，以次而降。今不如古，不能相强。虽一艺，古文字亦可珍也。检视所藏，尚少赝字。拓传，公诸海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