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其影响深远而广泛。长久以来，龙在中国人的心中有吉祥、权威、力量等多种含义。考古研究发现表明，中国龙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众多与龙相关的遗存，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实物发现为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承发展提供了鲜明的物证。2024甲辰龙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的统一部署下，中国考古博物馆联合23家考古文博单位，举办“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以考古实证阐释了古代中国龙形象、内涵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距今8000年前后龙形象的起源

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已基于自身熟悉的动物形象创造龙的形象，体现出了独特的审美与信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兴隆洼文化遗址。兴隆洼文化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学文化，其年代上限为距今约8200年，奠定了西辽河流域在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核心地位。其遗址包括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及兴隆沟、克什克腾旗南台子、林西白音长汗、阜新查海等。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是兴隆洼文化中期大型聚落，在祭祀坑H35中发现的猪首“S”形遗迹，与红山文化玉猪龙相似且具祭祀意义，是辽西地区最早的猪首龙原始形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龙形堆石，位于聚落的中部，通长19.7米，其南侧分布墓葬和祭祀坑，推测为重要崇拜祭祀性神祇。

兴隆洼文化遗址发现的与龙有关且具祭祀性质的遗迹表明，辽西地区远古先民在距今8000年前后对龙的崇拜已具图腾崇拜含义，崇拜形象由某些动物实体向抽象化转变。兴隆洼文化时期是龙文化的孕育期。

距今5000年前后龙形象的发展

中国农业起源可追溯至万年前，经历漫长的发展，至距今7000年前后，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业已形成。农作物播种的时间是否准确决定了收成的丰歉，观象授时在农耕文化中尤为重要，作为星象的龙与农时产生了密切联系。

赵宝沟文化 兴隆洼文化结束之后，赵宝沟文化在辽西地区兴起。从房屋形制、聚落布局及出土遗物的特征看，赵宝沟文化是在直接承继兴隆洼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年代约为距今7000~6400年。尊形器是赵宝沟文化的典型陶器之一，在极少数尊形器的腹部刻划有复杂的动物纹饰。小山遗址出土的尊形器腹部刻划鸟兽纹饰，主体是鹿、猪、鸟的侧视形象。其中猪的形象用写实手法表现头部的长吻和獠牙，身体则为抽象的“S”形卷曲状，在头部和身体的接合处还刻划出向后飘逸的鬃鬣，形象逼真，应为辽西地区猪首龙形象成熟的标志。以小山尊形器为代表，赵宝沟文化先民承继了兴隆洼文化先民对于动物崇拜的传统，并将其抽象化、图案化，崇拜野猪的习俗得到升华。将猪首龙的形象刻划在祭祀用的陶器上，是辽西地区龙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为红山文化时期玉猪龙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距今5500~5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晚期，人口迅猛增长，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出现了以牛河梁为代表的大型埋葬中心和祭祀中心，辽西地区进入初级文明社会。

龙形玉器是红山文化动物造型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类之一。红山文化龙形玉器根据造型特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C”形玉龙，其造型具有典型的地域和时代风格，昂首，弯背，卷尾，整体造型呈“C”形，穿孔位于龙体中部；另一类是玉猪龙，体卷曲如环形，尾端漫收，头、尾明显分开、相距甚近或连接，头部较大，双耳竖立，眼、嘴、鼻线条清晰，双目圆睁，吻部前凸，有明显褶皱，嘴张开或闭拢。从造型特征和使用功能看，红山文化玉猪龙同兴隆洼文化早期“龙”文化因素和赵宝沟文化刻划而成的猪首龙形象一脉相承，对商周及后期玉龙的雕琢和崇龙礼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红山文化玉龙的出现为标志，辽西地区龙文化的发展走向成熟。

龙是宗教祭祀发达的产物。红山文化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形式的埋葬制度，同时也是生者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祭祀典礼的内容以祭天地、神灵、祖灵为主。张光直认为，中国上古宇宙观是把世界分为天、地、神、人等不同层次，并以巫者沟通天、地、神的活动作为宗教祭祀的主要内容，各类动物就是沟通天地的助手。红山文化各种动物题材的玉器，应是巫者通神的工具。从这个角度分析，红山文化玉龙的出现，应是红山文化晚期宗教祭祀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辽西地区龙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与远古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密不可分。红山文化分布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干旱是困扰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祈雨活动应该是红山文化先民宗教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红山文化玉龙的出现应与辽西地区旱作农业的发展及相应的祈雨活动紧密相关。

凌家滩文化 凌家滩文化距今5800~5300年，因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发掘而得名。1998年，考古工作者于凌家滩遗址M16中挖掘出一件玉龙。该玉龙身体呈环形，首尾相互连接，头顶部有明显的双角，背部高高隆起形成脊状，脊上刻有均匀分布的短斜线纹，并且靠近尾端处有一个小孔。其造型独特，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存在明显差异。2022年，考古人员又在凌家滩遗址有了新的发现，一件玉龙首形器得以重见天日。这件器物的头部形似猪首，在这一点上与红山文化玉猪龙有相近之处，然而其尾端呈尖锐状。这种造型的玉器在凌家滩文化中还是首次出现，为深入探究中国龙文化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历程，提供了全新且极具价值的考古实证依据。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因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的发现而得名，是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玉器上多见有神人兽面纹，与之共出的还有一类纹样——龙首纹，在反山、瑶山玉器中有不少数量。这类图像无论正视还是侧视，都明确地显示了中国古代“龙”的特征。此外还发现有单体的玉龙，良渚遗址群官井头、余杭后头山、海宁皇坟头、海盐仙坛庙、昆山赵陵山等遗址均有出土，数量不多，分布地域甚广，但主要集中在良渚遗址群及邻近区域，年代在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值得注意的是，玉龙的形态与远在上千公里之外的红山文化玉雕龙较为接近，可能表明这一时期存在着远程区域之间的“上层交流网”。

结合反山、瑶山等良渚遗址群内出土的大量龙首纹和龙首图案玉器，能够明确良渚遗址群是玉龙的重要出土地点。在这里，图像实现了从具象玉龙到图案化龙首纹的演变。进入良渚文化中晚期，玉龙的基本构成融入兽面纹之中，反映了该地区的原始宗教和信仰。

陶寺文化 陶寺文化距今4300~3900年，因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而得名，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处大型中心聚落，也是中国史前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城址。彩绘龙纹陶盘是陶寺文化龙文物的代表。在已发掘的墓葬中，有4座大墓中各出土1件彩绘龙纹陶盘，该类陶盘应该为祭祀用器。彩绘龙纹陶盘出土于大墓，结合陶寺遗址“最初中国”的考古背景，其图案被认为是早期象征王权的龙形象，这表明龙在当时可能与社会的统治阶层和权力结构相关联，体现了人们对王权的敬畏和崇拜。此外，龙口中衔着似禾苗的枝状物，鉴于陶寺文化处于比较发达的史前农业经济阶段，当时人种植的主要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和大豆等，这也体现了陶寺先民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对丰收的渴望。他们相信龙具有掌控自然气候、影响农作物生长的超自然力量，将龙作为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象征。《周易·乾卦·文言》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陶寺彩绘龙纹口衔禾苗的形象，反映了龙文化与农业文明之间的深刻联系，是文明肇始的生动诠释。

综上，考古学视野下新石器时代龙形象的起源与发展大致分为距今8000年前后龙形象的起源和距今5000年前后龙形象的发展两大阶段。从8000年前后龙形象的起源来看，龙最初可能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远古先民将龙视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认为其能够掌控风雨、山川等自然元素。在祭祀活动中，龙形象可能是沟通人与神灵的媒介，人们通过对龙的崇拜和祭祀来祈求神灵的庇佑和恩赐。随着时间的推移，龙在不同文化时期的宗教信仰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始终是与神灵、祖先崇拜等相关联的重要元素。龙与政治权力的联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加强。从红山文化玉龙可能象征着社会上层权力开始，到陶寺文化早期象征王权的龙形象，龙与社会统治阶层和权力结构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

龙文化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龙所代表的吉祥、权威、力量等含义，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自身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龙文化融合了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在文学、艺术、民俗等各个领域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体现。8000年来，龙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华大地上传承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文化传承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特身份的重要标志。

（执笔：刘国祥 陈春婷 赵思旻 黄一哲 陈昊雯 岳天懿 贾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