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黄金武士与富饶草原”在天津博物馆展览，所陈文物来自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其中一件出自哈萨克斯坦南部库鲁克（Khurluk）的陶质“祭坛”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因其形制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灶很相似。

广义的陶灶包括灶圈和容器两部分。灶圈的组成部分有灶门、灶壁和出烟孔，狭义的陶灶即指灶圈，灶圈需要与陶容器配合使用。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第二期遗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有陶灶的考古学文化（图1），其下限距今约8000年。之后，在环太湖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宜兴骆驼墩、良渚庙前、余姚河姆渡、慈城小东门、余姚田螺山等遗址都有陶灶（圈）发现，但是数量不多。

与之相比，中国北方地区的陶灶数量多。在地域上，冀中南，关中，河南中、西、北部，陇东和晋南都有出土。在考古学文化上，则属于“仰韶文化丛体”的范畴，有些地区则一直延续至龙山时代。与顺山集二期的陶灶圈不同，中国北方地区所见最早的陶灶是有底的，之后则开始在底上加足，后又出现无底的新类型（图2）。

陶灶（圈）的发明，应源于对陶支脚（或称陶支座）的改良。支脚与陶灶的功能相同，也需要与容器配合使用。但与支脚相比，陶灶具有以下优势：相对封闭的灶圈既可以挡风，又可起到防止火蔓延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这种封闭的空间可以聚集火势，提高加热效率。灶门与烟孔之间形成空气对流，使得灶内氧气供应充足，柴火燃烧充分；出烟孔对称排布，火焰自然分成几股，使得釜底受热更加均匀。当然陶灶也存在一些劣势，如一旦损坏，就需整体弃用，但支脚则可以只更替损坏的那件。不过，随着流动性的降低，定居增强，人们并不需要频繁携带陶器在身上，劣势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北方地区的陶灶最早见于冀中南地区，但随后就被陶鼎所取代了，此后再无同类器出现。反观晋、陕、豫等“仰韶文化丛体”分布的核心区域，“陶灶文化”却绵延不绝。

陶灶的出土情境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其使用场景，目前遗址中的陶灶，只见于地层和灰坑中，并未在房址中见到过。这类器物究竟是在户外使用，抑或在建筑内使用，还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陶灶是用于加热的器具，但是与之配合使用的陶容器中盛装的是什么，还未有确凿的证据，可能用于炊煮食物，或温、煮水。亦有学者认为其参与了酿酒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陶灶间的尺寸差距较大。如冀中南所见的平底陶灶，其腹径约为15~20厘米。而图2中所举渭南北刘的一件有底灶，其口径48、底径40厘米，与平底陶灶的尺寸差距悬殊，应与使用场景或加热对象的不同有关。除了用于炊煮食物和液体以供人日常摄取，陶灶还可能具有“祭坛”的性质。中国新石器时代所见的陶灶圈，与前文提到的哈萨克斯坦南部所出的陶制“祭坛”在造型设计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器壁内侧都有三个横向支柱，用以支撑容器。不过，这只是初步的猜想，还需更多证据支持。

在遗址地层和灰坑之外，陶灶还出现在墓葬中。除了在杨官寨遗址中作为儿童瓮棺葬的葬具，在华县太平庄、华阴兴乐坊、灵宝西坡墓地中都是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中的。

在这三处地点，陶灶在墓葬空间中的位置基本相同，都位于墓主的足端靠近墓壁的位置。尤其在灵宝西坡墓地，随葬陶灶都位于陶器群的中间位置，且灶门朝着墓主所在方向。

在西坡遗址的灰坑中也出土过陶灶，但形制与墓葬中所出陶灶不同（图3）。随葬陶灶的质地可分为泥质、夹砂、泥质夹细砂三类，夹砂者掺杂的是白色石英颗粒，有些还夹含金色细砂。此外，这些陶灶的形态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不如西坡遗址中所出那类陶灶规整。有理由认为西坡墓地随葬的陶灶是作为专门的随葬品而制作的非实用器。

大约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无底灶出现了，此后所见陶灶都属于无底类型。陶寺遗址早期“王族墓地”共有9座墓葬随葬有陶灶，每墓1件。该墓地共发掘了1309座墓葬，其中被归入最高等级墓葬（即一类墓）的共有6座，而其中5座都随葬有陶灶；余下4件陶灶也都出于等级较高的二类墓中。其中，以陶寺M3016：15为代表的一类陶灶，还见于陶寺居址中，主要出自下层贵族居住区和宫城内的陶寺早中期灰坑废弃堆积中；而以陶寺M2001：56、M2172：32为代表的一类陶灶，仅见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一、二类较高等级墓葬中。作为“陶灶文化”最后的继承者，陶寺社会的上层贵族发明了新种类的陶灶，并垄断了对其的使用。

作为加热器具，陶灶的造型设计必然以提高加热效率为目的。当结构稳定下来后，造型就成了一种文化传统，被生活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人群所分享，形成了某种“认同”。在不同人群内部，陶灶可能还有着更特殊化的内涵，其观念只在更小范围内流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