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冢墓地位于河南省尉氏县大马乡周家村，现由郑州航空港区代管，西距新郑市22公里，东距尉氏县19.7公里。将军冢区域地形整体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特点，将军冢即位于东部岗地之上。

2023年6月，为配合郑州航空港区国际陆港项目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对将军冢展开发掘。经过发掘，墓葬主体结构和陵前建筑结构基本厘清，出土陶、铜、铁、铅、石等材质文物100余件。现就将军冢发掘过程、墓地结构、出土文物和学术价值等内容进行介绍。

发掘过程

将军冢发掘之前由封土和现代庙组成，均坐落在高岗之上。以高岗为将军冢遗址范围，面积约5400平方米。现代庙由正房和东西厢房组成，院内有两块石碑，分别为光绪二年功德碑和公元2000年功德碑。圆台形封土现存直径约60米，山岗坡度从路面开始延伸，到封土区域高差1米，封土底部至封土顶部最高高差5米。

发掘区域分为两部分，封土和封土前建筑基址。封土区域采用十字法布设发掘区域，以横纵两壁作为参考，逐层清理。

封土前的建筑基址布设10×10米探方9个（前期布设6个，后期扩为9个），并对围挡保护外东部区域布设10×10米探方3个进行发掘，仅有夯土，无其他遗迹现象。

墓地结构

将军冢墓地由墓葬本体和墓前建筑构成，墓葬本体由封土、墓道、封门、前室、中室、东侧室、西侧室、后室组成。墓道为长斜坡墓道，封门由封门砖、拱券、门额等结构组成。同时，在将军冢墓前北部和中部地区也发现了同时期的建筑遗存，分区域命名为1~5号建筑基址，其中1号建筑规模最大，结构清晰，是主要的陵前祭祀场所。

将军冢墓葬主体

将军冢墓葬封土为圆台形，底部直径约60米，顶部直径约15米。封土现存5米，由沙土和红黏土混合夯筑而成。

墓道为长斜坡墓道，口大底小，底部平坦，东西两壁有构筑墓道过程中木板加固的痕迹。清理过程中，发现虽然当前深度有木板加固痕迹，但是墓道两墓壁填土并非原始墓道边。经过发掘，在西部墓壁发现了原始墓边以及工具加工痕迹。根据上述现象推测，墓道营建并非下挖而成，应是先构筑墓室，墓道预留空地，墓室营造完成以后，墓道由外而内逐步夯筑而成，再预留通向墓内的通道。

封门由封门砖、拱券、门额等结构组成。封门砖由长条形方砖呈人字形互相交叉，自下而上直砌而成。每层约15排，共计13层（组）。封门砖之外堆砌有半砖堵门，约24层。封门砖两侧为门墙，为长方形砖平铺对缝横砌和侧立直砌相间垒砌而成，砌法组合为3层错缝直砌+1层侧立直砌，共计5组，10层。

门墙之上为封门券顶，由长方形砖竖排对缝起券和横排对缝起券相间垒砌而成，各自1层组成1组，共计4组，8层。封门墙建在券顶之上，由长方形砖平铺错缝横砌而成。目前揭露21层。封门墙其上有两层长方形砖，分别为侧立横砌和平铺错缝横砌而成。

墓室由前室、中室、后室和东西侧室构成。

前室由石门和墓室组成，长2.6米，宽2.6米，高4.9米。石门由门砧、门柱、门扉、门额组成。其中门柱、门扉均被遭盗掘。石门额刻有画像，应为天禄和麒麟，雕刻技法应为减地平雕。

前室墓室铺地砖及墓壁砌法与甬道相同。甬道铺地砖为横向人字形平铺而成；墓壁为侧砖丁砌而成，自下而上三顺一丁垒砌而成，共计4组，16层，高1.08米。

前室墓顶为四面结顶式穹窿顶。自墓壁第20层开始，四壁同时起券，平行垒砌，四面转角之处加用楔砖，以使四面墓顶逐渐内合，顶部收结为小方形。共计67层，高3.5米。前室墓壁和墓顶高共计5.1米。

中室石门结构与前室相同，门额刻有画像，应为龙和虎，雕刻技法与前室一致。中室和东西侧室与前室互相连接，砌法相同。

东侧室出土大量陶器，可辨器形有陶壶（彩绘）、矮领罐、陶灶等陶器。

后室甬道铺地砖与中室相连，砌法相同。甬道墓壁根据砌法分为南北两部，靠近中室部分为侧砖丁砌而成，自下而上三顺一丁垒砌而成，共计3组，12层。靠近后室部分除第一层为丁砌外，其上均为平铺错缝垒砌而成，每层一顺一丁，共计24层。受到甬道墓壁砌法差异，甬道墓顶起券位置和方法亦有不同。南部区域在墓壁第12层开始起券；墓顶砌法竖排错缝起券而成，有3组侧立和1组横砌，砌有28层，共计4重券顶。北部区域在第24层起券；墓顶砌法为竖排起券，计有18层，共2重券顶。后室墓室铺地砖为长方形砖纵向侧立平铺而成。墓壁为侧砖丁砌和平铺错缝横砌而成，自下而上第一组为三顺一丁垒砌而成，仅有1组。除第一层外，之上墓壁砌法均为条砖平铺错缝横砌而成。墓顶与前室砌法相同，亦为四面结顶式穹窿顶。墓壁从第45层开始，四壁同时起券，顶部收结为小方形。

将军冢墓葬的前中室和东西侧室墓室砖结构砌法基本相同，仅在墓顶和墓壁用砖层数略有不同；铺地砖均为横向人字形南北平铺而成，墓壁为侧砖丁砌而成，墓顶为四面结顶式穹窿顶。后室甬道铺地砖与中室相连，砌法相同，而甬道墓壁根据砌法不同分为南北两部，两部甬道墓顶因此起券位置和方法亦有不同；后室墓室铺地砖为长方形砖纵向侧立平铺而成，墓壁为侧砖丁砌和平铺错缝横砌而成。

从上述墓葬砌法和形制描述可以发现，后室相对于前中室和东西侧室在砌法上存在不同之处。推测原因在于，后室建造时间略晚于南部四个墓室，工匠以相同砌法建造后室时（已营建了部分甬道和墓壁），某种原因打乱了墓葬营造进度，导致后室营造工艺与南部四个墓室不同。

后室中部有一葬具，葬具长3.6米，宽2.25米，推测应为墓主人的棺椁，棺椁上有朱色和黑色的彩绘漆皮，拐角处有大量的铁钉。棺椁内部出土有铜钱、铜环装饰。北部设有边箱，长0.5米，宽0.1米，内有一具人骨，初步判断为成年女性，头向东，面朝下。

将军冢陵前建筑

墓葬主体西部、北部和东部均发现车辙痕迹，西部车辙深度和数量最多，由此推测，墓葬营建过程中主要的操作区域在西部；北部和中部区域发现大量建筑遗存，出土有方砖、瓦当、板瓦、筒瓦、陶罐、陶盆，铜镜、铜钱，铁刀、铁削等器物。

根据建筑基址瓦砾层密度和结构分布情况，以1号建筑为中心，逆时针描述可以划分5个建筑。1号建筑位于建筑区中部，面积约108平方米；2号建筑位于1号东部，面积约40平方米；3号建筑位于2号北部，面积约38平方米；4号建筑位于1号西北部，面积约20平方米；5号建筑位于1号西南部，面积约16平方米。1号建筑保存较好，结构清晰，现主要介绍如下：

1号建筑位于建筑区中部，初步判断，应由两个房间和过道组成。现存南部、中部和东部墙基。

根据发掘情况初步判断建筑墙基构筑方式和结构特点如下：

首先下挖墙基基槽，两边侧立砌以条砖或者石板，南部墙基北侧砌有石板，南侧则为条砖；中部墙基则东西两侧均为条砖。墙基内部夯筑填土。东墙和南墙外侧均有柱础石，推测应在墙内或者墙外埋有柱础。东南墙外一层铺地砖显示，1号建筑之外可能还有设置散水。中部墙基和东部墙基中部均有砖砌通道，推测应为建筑内部排水设施。

整体来看，将军冢墓葬主体之前的建筑基址主要遗物为建筑材料，主要堆积为条砖、板瓦、筒瓦、陶片，还有少量的陶器、铜镜和铁器等。建筑材料主要为瓦当和条砖，其中瓦当为汉代典型的卷云纹瓦当，在主要建筑区均有分布；条砖除了普通的长方形砖，还有少量的五字纹砖，上述两种方砖与墓葬主体所有的砖形制相同。陶器主要为矮领罐，泥质红胎，陶衣为灰色（黑色），烧制温度较高，与墓葬主体用以填砖缝的陶罐相同。铜镜仅剩残片，镜缘较宽厚，内填有斜线卷云纹，再往内部有连弧纹，连弧纹内圈有一周圆带，内部填有铭文，可辨字有“吏”“宜”。

1号建筑中部过道连接北部祭祀区，角度与墓葬主体墓道相同。1号房址与墓道之间发现有影壁和大量火烧遗迹，部分遗迹应为陶灶。墙基为东西向，由条砖铺底，南北两侧砌有侧立陶瓦。红烧土内出土有铁刀、铁削和铁箭镞等器物。

1号建筑基址坐北朝南，中部通道方向与将军冢墓葬本体基本一致。祭祀区位于建筑基址和墓道之间。根据用火现象、出土器物和遗迹分布情况，推测1号建筑基址应为当时主要的祭祀区。祭祀者从1号建筑基址通道前往陵墓主体进行祭祀，祭祀位置主要位于墙基南部。祭祀内容与用火和刀削器相关。

认识和收获

将军冢墓葬形制与郑韩故城汉墓及中原地区汉墓砌法相同，出土的陶器、钱币符合汉代风格特征。墓道封门乱砖封门处出土两块铅板，其性质应为买地券，铅板文字中“地下两千石”“地下诸神墓门皆不得留难”“主佰”“薄命早死”等表述均为典型汉墓买地券常用词。建筑基址发现大量汉代卷云纹瓦当、条砖和陶器，其中条砖形制和纹饰与墓砖相同，陶器则与墓葬东室陶罐完全相同。

综上分析，将军冢墓葬主体和建筑基址应为同一时期。综合考虑墓葬形制、出土陶器、钱币年代和买地券文字表达等因素，将军冢墓地年代应为东汉中晚期。根据铅板文字记录中“熹平五年”“闰月”“辛卯朔”等记载，将军冢年代应为汉灵帝熹平五年前后。关于墓主身份，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规模，将军冢与同为东汉晚期的洛阳白马寺汉墓、亳县董园村1号、2号墓规模相近，由此推测，墓主级别应是东汉晚期的列侯。

价值和意义

将军冢遗址墓葬本体以及墓前建筑基址这一组合发现在全国同等级墓葬中材料较少，这对了解东汉晚期高等级贵族墓的陵园设施、祭祀活动和墓葬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墓葬后室砌法与其他四个墓室明显不同，且存在打破关系，可能反映了汉代合葬传统下特殊的埋藏学现象，为研究汉代高等级贵族的葬俗葬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另外，墓门出土的铅板明确了墓葬年代，奠定了将军冢在东汉高等级墓葬分期研究中的标杆地位，对当地的文化脉络发展、汉代墓葬分期及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张家豪 樊温泉 常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