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考古研究显示，中国龙文化拥有八千多年的历史。2024甲辰龙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的统一部署下，中国考古博物馆携手国内23家考古文博单位，举办了“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该展览以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龙形象文物，解读了古代中国龙形象及其内涵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本文重点聚焦夏商周至明清时期龙形象的艺术特征与社会内涵，探寻“龙”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又如何在文明互鉴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传播力。
夏、商、西周时期龙形象的演变
龙形象经过在新石器时代的起源与发展，到了夏、商、西周时期，随着中国早期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特征统一的龙形象大量出现在高规格、高等级的墓葬中和器物上。
夏时期 夏时期的龙形象主要雕刻于陶器上，或用绿松石镶嵌于青铜器和漆木器上，其中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龙纹铜牌饰是重要代表。夏时期的龙形象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发展，更加抽象、图案化，造型逐渐定型、完善，已具典型成熟龙形象特征。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重要遗址。其出土的陶器盖（图1）残片上阴刻有龙纹，方头和“臣”字目的形态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有相似之处，应为其最直接的渊源或祖型。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800~3500年，被普遍认为是夏王朝都城。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图2）出土于2002ⅤM3，该墓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目前已知规格最高的贵族墓葬。这件龙形器被放置于墓主的身上，呈拥揽状态。在田野考古发现之后，采用套箱整体起取，历经两年的实验室清理，揭露出龙形器的完整面貌。全器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合而成，原应粘嵌在某种有机物上。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巨头蜷尾。龙头置于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为扁圆形巨首，吻部略凸出。以三节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眼睛为梭形。眼眶内嵌绿松石片，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尾尖内蜷。绿松石片象征鳞纹，遍布全身。龙尾端3.6厘米处，发现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二者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在龙身中部有一件铜铃，铜铃内有玉质铃舌。《诗经》中记载宗庙祭祀时，有“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描写，其中“龙旂”与“和铃”并举，同该墓龙形器、铜铃共存的情况相吻合，因此龙形器有可能是夏代旌旗上装饰的升龙形象。墓主人应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其所佩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总之，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龙文化发展史上十分罕见，是夏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龙形象文物。
商时期 商时期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丰富多彩，龙纹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商时期龙纹在造型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夔龙纹、蟠龙纹等多种形式。夔龙纹为侧面形象，一足或无足，以卷曲的线条和凌厉的角、目为特征，给人以威严神秘之感。蟠龙纹则呈卷曲盘旋状，身体上常饰有云雷纹等装饰元素，仿佛在青铜器表面游动。商时期青铜器上龙纹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另一方面也表明龙在商时期社会中的地位更加重要。龙纹在青铜器上的广泛应用，应与商时期的宗教祭祀和政治统治密切相关。商王可能认为自己与龙有着特殊的联系，通过在祭祀等礼仪场合使用的青铜器上装饰龙纹，来彰显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玉龙是商时期龙形象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商时期玉龙的形制多样，有圆雕玉龙、片状两面雕玉龙、璜形玉龙、玦形玉龙、珠状玉龙等。妇好墓出土的半圆雕玉龙（图3），形制为首尾相对的勾卷状，吻部呈扁状前凸，头部呈扁平状，有双立耳，整体造型与新石器时代的玦形玉龙存在相似之处，体现龙形象与龙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龙纹在继承商时期风格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变化。龙纹是西周玉器上的重要装饰题材，西周时期龙纹玉器多为片状，作为佩饰的组成部分，在仪式场合穿戴佩挂。其中精美者如人龙合体纹饰佩（图4），利用圆弧曲线和琢磨成坡面的斜刀技巧，形成华丽流畅的视觉效果。人与龙相融合的主题，其用意在于表达人龙合一的神性。
西周时期的龙纹整体上更加规整、细腻，线条更加流畅，造型上也更趋于图案化。与商时期龙纹相比，西周时期龙纹的神秘色彩略有减弱，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秩序感和规范性。这一变化可能与西周时期用玉观念的转变有关，商时期玉器主要用以表达宗教神权，而西周时期玉器则转变为阶级身份的象征。西周时期的龙纹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秩序和礼仪规范的重视，龙形象的应用成为这种秩序和规范在艺术领域的象征之一。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龙形象的新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龙的造型逐渐稳定，身躯多蜿蜒曲折，四足和尾部渐渐明晰，灵动矫健。龙与其他动物和植物纹样相融合，形成舞凤飞龙纹、龙凤虎纹等绚丽多彩的图案，具有浪漫主义美学风格，龙的神圣属性也得到彰显。
春秋战国时期的玉器制作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龙形玉佩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这些龙形玉佩造型各异，有的呈回首状，有的呈腾飞状，线条流畅优美，工艺精湛绝伦。龙的身体上常常雕刻有谷纹、涡纹等来表现鳞片，使龙的形象更加华丽。龙形玉佩在这一时期不仅是一种装饰品，其在造型和风格上的多样化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地域文化的繁荣和多元。湖北荆州院墙湾一号楚墓出土有一件人执龙形玉佩（图5），两侧为相向而立的双龙，龙背上各站立一鸟，为楚地流行的龙的形象；中间的一人着紧袖长袍，袍上饰二方连续间隔长方形网纹，为中山国北狄服饰。因此这件玉佩有可能是由楚国玉工制作，但受到中山国玉文化的影响。
此时的龙还受到了北方草原地带人群的喜爱。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墓葬出土有一件金冠饰（图6），是游牧部落首领的饰物。冠饰由冠顶和冠带组成，冠顶浮雕有四狼吃羊的图案，中央为立鹰；冠带装饰有卧羊、卧马和龙，龙首似狼似虎，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风格。
秦汉时期 在秦汉大一统王朝时期，龙的象征意义更加丰富和明确。自秦汉开始，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秦始皇嬴政自称为“祖龙”，汉高祖刘邦被称为“赤帝子”。这一时期龙的形象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更加生动多变，增加了髯和肘鬃，发展出了龙翼，更显威武。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有多件龙形玉佩，基本延续了战国时期的风格，龙身虬曲，龙首雕刻精致。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漆器、丝绸等都大量运用了龙的形象，往往与云气、仙人等元素结合在一起，乘龙升天等题材普遍流行，体现了汉代人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同时，“四神”概念在汉代也已定型，“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踞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成为定制。汉长安城发现有多件四神瓦当，其中青龙瓦当（图7）的龙形态呈奔走状，矫健有力。云南罗平汉墓出土的博局纹铜镜（图8）也饰有“四神”，并搭配羽人、凤鸟等纹饰，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龙形象昂扬奔放，生动自由，气势磅礴，在中国龙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魏晋至隋唐时期龙形象的多元融汇
魏晋南北朝时期，龙的形象在整体上与汉代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亦呈现出魏晋风度。北方的龙矫健敦实、蕴含张力，南方的龙丰盈修长、飘逸如仙。龙翼多呈飘动的火焰状，或称之为“肘鬃膊焰”，常常表现出一种腾飞而起的姿态。
尽管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社会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多元的思想文化尤其是佛教的影响为龙的形象加入了新的因素。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西河子出土一件金龙形项饰（图9），龙身用金丝编缀成绞索式，缀有两盾、两戟和一钺，两端各有一金片卷制的龙头，龙角以金丝缠绕。这件形似璎珞的项饰即为“五兵佩”，在魏晋时期流行，《晋书·五行志》说：“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这件项饰混合了斯基泰、犍陀罗等诸种工艺手法，反映了当时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风貌。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龙的姿态也愈发奔放雄健，气韵生动。这一时期以行龙最为常见，或走或坐或飞，动静之中蕴含着力量和刚健，充分体现出盛世气象。丝绸之路的繁荣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联珠纹等外来文化元素与龙的主题相结合，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
河南偃师杏园唐墓中出土的三彩龙柄壶（图10）盛行于初唐和盛唐时期，多见于西安和洛阳地区。龙形柄细长，龙嘴衔于壶口，线条优美流畅，一方面承袭了西晋以后鸡首壶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反映出罗马和波斯文化的影响，体现了多种文化因素的交融和互鉴。金质龙纹马鞍饰出土于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器身上捶揲有多种动植物纹样，其中右侧的主体纹样为一立龙，龙身修长，龙首昂起，口吐云气。2018血渭一号墓的墓主可能是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这件精美的马鞍饰既是吐谷浑王陵的等级标志，也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历史见证。
宋元明清时期龙形象的广泛传播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个发展高峰，龙的形态在此时基本定型。南宋《尔雅翼》记载，龙“有三停九似之说，谓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即为后世常见的龙的形象。宋代的龙纹洗练洒脱，刻画细腻，常穿插于祥云、海浪、花草之间，上下翻腾，富于变化，与当时的审美意趣相契合。南宋陈容的《九龙图》将九条姿态各异的龙绘于险山云雾、巨浪潮水中，遨游追逐，或隐或现。其精湛多变的笔法、错落有致的构图、生动传神的情态刻画将这一时期龙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后世的典范。河南洛阳宋园遗址出土有一件陶龙形脊饰（图11），细长纤秀，形象华丽，是高等级建筑的象征。辽、金、西夏则基本沿用唐代龙的形象。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的耶律羽之墓出土有一件鎏金盘龙镜（图12），龙身雄健有力，既是墓主贵族身份的象征，亦是辽承唐风的体现。
元代的龙纹与宋代较为相似，身形较细长，原来长着象征性羽翼的位置，已被宛曲多叉的火焰纹替代，有的龙尾添上尾鳍，风格简洁古朴。元代的龙纹应用广泛，尤其在瓷器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以青花瓷器为代表，其上绘制的龙纹色彩鲜艳丰富，层次分明，生动传神。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发现的青花龙纹高足杯和青花龙纹盘，细颈三爪，身形流畅，鳞片细腻，与周围的草叶纹、缠枝纹、云纹相得益彰，使画面更为丰富。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有一件白地黑花龙凤纹瓷扁壶（图13），白地黑花是宋元时期北方地区流行的瓷器品种，扁壶的造型又兼具草原民族特征。此时龙的等级含义也被进一步加强，元代的统治者对龙的使用进行了限制，双角五爪的龙成为皇权的象征。
至明清时期，龙形象广泛应用于建筑、陶瓷、刺绣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明代编撰了“龙生九子”的故事，为早已存在的各类龙形神兽正名并赋予其龙种的身份，丰富了龙文化的内涵。至明代中晚期，出现了正面脸的正龙纹，成为皇家御用的图案。它不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政治象征，代表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反映了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清代继续沿用这种徽章式的正龙纹，繁缛华贵、精巧富丽的五爪金龙被装饰在龙袍、龙椅、龙床上，作为皇权的象征，代表着权力和威严。在民间，龙文化也深入人心，各种与龙有关的民俗丰富多彩，舞龙灯、赛龙舟等活动在民间广泛开展，成为人们庆祝节日、祈求吉祥的重要方式，流传至今。
综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历经八千年岁月洗礼，始终在传承与创新中彰显着民族精神的深层特质。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雏形刻划，到明清正面脸的正龙纹，龙的形象始终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轨迹深度交织——它既是早期宗教祭祀中沟通天地的灵物，也是商周礼制中等级秩序的象征，更是秦汉以降皇权合法性的文化符号。如今，龙文化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既体现在穿越数千年的历史文物中，也活跃于当下民间活动中，更升华为团结凝聚、锐意进取的中华民族精神象征。2024年“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的举办，以考古实证勾勒出龙形象的发展与演变脉络，不仅是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生动诠释，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执笔：刘国祥 陈春婷 赵思旻 黄一哲 陈昊雯 岳天懿 贾明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