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沿江地区铜矿资源十分丰富，自先秦时期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铜产地。长达数千年的铜矿开采和青铜冶铸活动，在该地区留下丰富的矿冶遗产，集中展示了中国古代高超的矿冶技术水平。
安徽沿江地区矿冶遗产的内涵构成
安徽沿江地区矿冶遗址调查，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地矿和有色金属部门调查，发现了一批古代矿井。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新发现数十处矿冶遗址，并对南陵江木冲、枞阳汤家墩等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00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对铜陵露采新村、池州铜山牌等矿冶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有汉唐时期的冶炼遗存。此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对铜陵师姑墩、夏家墩、神墩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有二里头、西周春秋时期的冶铸遗物。2017年安徽大学考古团队对该区域开展了新一轮考古调查，截至目前共调查、记录古铜矿冶遗址161处，其中长江以南133处（铜陵地区43处、芜湖地区34处、池州地区56处），长江以北28处（枞阳地区16处、庐江地区8处、怀宁地区1处、滁州地区3处）。年代上，先秦时期55处、由先秦延续至历史时期9处、历史时期47处、年代尚不明确50处。类型上，采矿遗址35处、冶炼遗址82处、采冶一体遗址38处、冶铸一体遗址4处、铸造遗址1处、采冶铸一体遗址1处。
铜陵地区的铜矿资源，早至二里头时期已被开发，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未曾中断。古铜矿冶遗址主要分布在金山、曹山、凤凰山、狮子山、天屏山、铜官山一带。发现遗迹包括采矿井巷、灰坑、排渣沟、烘范窑等，采集遗物包括炼渣、炭屑、陶瓷器残片、石器、铁器、铜钱、铜器残片、石范、木支护部件等，年代约自商周之际至宋元时期。据矿田位置及交通条件可划分铜官山-罗家村矿冶区、环狮子山矿冶区、万迎山-相思河矿冶区、金山-燕子牧矿冶区4个区域。生产格局上，多为山上采矿、山腰或山下就近冶炼；在沿河地带亦形成若干经营冶炼及铸造的台墩遗址群，构成了铜陵地区采、冶、铸的完整金属产业链。
南陵地区古铜矿冶遗址主要分布在大工山东南部、北部地区。大工山东南部地区多为冶炼遗址，其中江木冲遗址出土有冰铜锭，窑山遗址发现有焙烧硫化铜矿的焙烧窑。大工山北部地区多为采冶遗址，冶炼遗址距离采矿地点较近，形成山上开采、山下就地冶炼的生产格局。结合江木冲遗址碳十四测年结果，南陵地区古铜矿冶遗址的采冶年代可追溯至西周时期，且已开始使用硫化铜矿（图1）。
池州地区的东至县、石台县境内以露天采矿遗址为主，冶炼遗址较少。青阳县采矿遗址与冶炼遗址并存。贵池区矿冶遗址多沿长江干流及其支流九华河、白洋河、秋浦河、黄湓河水系分布，此类布局可借水路降低运输成本，又能利用水资源满足冶炼生产与生活所需。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明嘉靖池州府志》《（康熙）贵池县志》等文献记载，贵池区梅根冶的矿冶活动在南北朝时已闻名遐迩，并在唐代达到高峰。结合调查资料及铜山牌、分水岭采冶遗址测年数据，相较于铜陵、南陵地区，池州地区矿冶活动的年代总体略偏晚。
枞阳地区古代矿冶活动的区域，以井边、拔茅山铜矿为核心, 根据功能不同，又可分为三个中心：罗昌河-柳峰山采矿中心，拔茅山-白荡湖采、冶中心，井边-枫沙湖采、冶、铸中心，上述遗址可命名为“井边-拔茅山矿冶遗址群”。该区域矿冶活动的年代不晚于西周时期。
宏观上看，“井边-拔茅山矿冶遗址群”与皖南的“大工山-凤凰山矿冶遗址群”共同构成了长江下游矿冶活动中心；长江下游矿冶活动中心又与由大冶铜绿山、瑞昌铜岭构成的长江中游矿冶活动中心一起构成长江流域矿冶活动带（图2）。
安徽沿江地区矿冶遗产的科学价值
安徽沿江地区采矿遗址出土或采集的生产工具，按质地可分铜、铁、石、木、竹等类；功能上主要有采掘类工具如铜凿、铜锛、铁钎、铁镬、铁锤、铁釜、铁锄以及辅助工具木铲、木锤等，运载类工具如平衡石、木钩、竹筐、草绳等，排水类工具如木桶、木瓢等。采矿遗迹主要有露采和井采两种形态。
冶炼技术方面，对枞阳枫沙湖沿线祖家墩、船形牛形地、西流寺和墩头等商周遗址出土炉渣的检测分析表明，炉渣样品均为冶炼渣，分为高铁系、硅铁系和高硅系三类。由扫描电镜能谱结果可知，古代炉渣中夹杂红铜、冰铜和少量砷铜颗粒。冰铜颗粒的种类包括蓝冰铜、白冰铜，未检测到青冰铜、红冰铜。炉渣中冰铜颗粒的发现，可能是使用含硫铜矿参与冶炼的结果。砷铜颗粒的发现，表明本地区在西周时期可能同时存在砷铜冶炼活动，对于探讨砷铜技术的起源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对铜陵、南陵地区古铜矿冶遗址的炉渣样品的检测分析可知，炉渣中的金属颗粒夹杂以冰铜、红铜和砷铜为主，冰铜渣高达90%以上，表明该地区同时存在红铜、冰铜和砷铜的冶炼活动，以“硫化铜矿-冰铜-铜”的冶炼工艺为主。
对贵池区徽家冲窖藏、南陵县江木冲遗址出土菱形铜锭进行重新分析，结果表明两处样品均为铜铁合金，是目前已知人类最早冶炼出的铜铁合金实物。
对枞阳出土的13件青铜器和2块炉渣的检测分析表明，该地青铜器所用铅料主要分为两类，I类铅料主要用于西周和春秋时期，可能来自皖南矿区；Ⅱ类铅料主要用于战国时期，可能来自枞阳县矿区。微量元素分析结果与铅同位素分析结果一致，均显示枞阳青铜器矿料来源在战国时期发生变化。
安徽沿江地区矿冶遗产的历史价值
铜陵地区是古代矿冶活动的重要区域。师姑墩遗址的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际-春秋早中期，聚落形态、青铜冶铸遗物的出土情况与技术特征、铜矿料来源等方面的考察表明，该遗址是先秦时期以青铜冶铸为主的居住性聚落。汤家墩冶铸遗址的年代在西周中期-春秋早期，井边采矿遗址斜巷底部出土的绳纹陶罐、陶鬲，年代在东周前后；对采自井边古矿井支护木样本进行碳十四测年，距今2260年，年代与出土物相近。综合本次调查结果及已有考古材料可进一步探讨先秦时期长江流域资源重地背景下的人群活动等问题。
庐枞地区可能存在一条江淮间“金道锡行”的分支路线，即皖南地区矿料过江后，经枫沙湖进入庐枞地区，与庐枞地区矿料汇合后，继续北上到达淮河、黄河流域。《诗·鲁颂·泮水》歌颂鲁僖公平定淮夷的武功：“既作泮宫，淮夷攸服……桓桓于征，狄彼东南……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鲁南产金之地，唯安徽沿江地区规模最大、距离最近，因此，安徽沿江地区所产铜料，或有部分通过江淮金道北“赂”至海岱地区。
南陵漳河-大工山区域早期遗存可划分为新石器和商周两大阶段。新石器时期聚落形态可分为土墩和岗地类型，周代聚落分为墩型和岗地遗址。随着矿冶活动的兴起，周代聚落数量显著增加，分布范围扩大、面积增大、等级分化明显，形成矿冶、聚落和土墩墓三位一体的分布格局。调查发现该区域印纹硬陶在西周早期已零星出现，西周中期有了初步发展，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为兴盛时期，战国秦汉时期依然存在部分残余。文化交流上，该区域与宁镇地区联系更为密切。
综上，本次调查进一步探明安徽沿江地区矿冶遗址的类型、数量、规模、年代、空间布局、开采技术和保存状况，较全面揭示安徽沿江地区矿冶遗产的内容构成。通过对铜锭、炼渣等矿冶样品的检测分析，探讨安徽沿江地区矿冶遗址的性质以及“硫化铜-铜”“硫化铜-冰铜-铜”冶铜工艺、配矿技术等；通过对青铜器、炼渣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和微量元素分析，探讨安徽沿江地区铜产品输出的范围和路线，初步揭示安徽沿江地区矿冶遗产的科学价值。结合考古学材料初步阐释安徽沿江地区矿冶遗产的历史价值。
矿冶遗产属于工业遗产的一种类型，安徽沿江地区矿冶遗产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构成及价值的阐释，对构建长江文化标识体系，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