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由于汉代文献的春秋笔法，滇国历史多充满着蠡测与传说。直到“滇王之印”金印在石寨山墓地被发现，方才止息学者的争论。虽然金印证明了汉封滇国的史实，但它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结束时间仍不为人所知。在没有出土文献佐证的情况下，对待滇国止于何时这样的问题，我们很难给出准确答案。幸运的是，近年河泊所遗址大量封泥和简牍文字的发现为这件悬而未决的事情迎来转机。“滇国相印”和“滇王相印”两枚封泥，作为“滇相”印章的使用后遗存，是滇国王廷权信运行的重要表征，对二者时代的辨析有助于探明汉封滇国的兴替及相关史实。

“滇国相印”年代

“滇国相印”封泥出土于河泊所遗址2018年度发掘地点的灰坑H90。该地点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河泊所村东部，处于石寨山墓地与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地点之间。综合陶器类型学和碳十四测年结果，H90的年代可确定为汉武帝至汉元帝年间（公元前140年～前42年），从考古埋藏学角度看，该时代范围是H90的使用和“滇国相印”封泥的废弃年代，结合元封二年始封滇国的记录，区间缩至公元前109年～前42年。

封泥呈方形，边长2.6、厚0.6～0.85厘米。上、下端边沿受限痕迹明显，平齐规整。右侧端略斜直，边缘有指纹印痕，可能经由手工修治；左侧端略向外突，边缘较为参差，近底处有4个绳孔。泥背较为平整，中部略圜凹，裸眼未见木纹痕迹，上方近边缘处有并列的两道绳索纹（图1）。该枚封泥与嵌入所谓“齿印式”封检后留下的特征基本一致。这类封检近年在上蒜一小地点出土过一件题署为“益州太守府/以邮行”的实物，盛行于武帝时期。因此我们推测，该封泥的使用年代大概率在元封二年到后元二年（公元前109年～前87年）。

就印文风格而言，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3厘米。该尺寸与《汉旧仪》记载的武帝元狩四年诏令通官印方寸大相吻合。“滇国相印”四字小篆宽博方正，笔形平直，转折处略呈弧势，方中寓圆。笔画粗细均匀，表面平弧，说明印章极有可能是金属铸造而成。“相”字“木”旁下垂两笔与中竖平行，“目”部中间两横呈斜体；“印”字“爪”部三斜笔略带弧势，“卩”部末笔不见曳尾。这种风格和笔形笔势均与武帝时期所形成的定式基本相符。

武帝太初元年，曾对官印实施过一次规范性变革。《汉书·武帝纪》载：“夏五月，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注引张晏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若按此诏令颁布的时间计算，“滇国相印”为四字，是太初元年改制之前四字官印的通例，因而制作或颁发“滇国相印”的时间只能在元封二年至太初元年之间（公元前109年～前104年）。

但是，太初元年所改五字印，依张晏的解释有一个层级要求，即“诸卿及守相印”，也就是秩级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吏，秩级相对较低的，如县和侯国官印，仍为四字。对这一政策的执行，在太初以后的整个汉代（除新莽时期）异常严格。根据湖北荆州胡家草场发现的西汉“蛮夷律”简牍所提供的信息——蛮夷君长划分等级的依据是二十等爵制，这样《汉书·百官公卿表》“（诸侯王）相、丞相……秩皆二千石……（列侯国）相如县令，秩六百石至千石”的规定也应适用于滇王。因此，如果我们欲知“滇国相印”是不是太初印制改革的潜在对象，就需要确认“滇相”的秩级，但“滇相”的秩级却又由滇王的地位或滇国的等级直接决定。

20世纪50年代，随着“滇王之印”金印的发现，学者对这枚印章的来源、制作和颁发年代等进行了较多讨论，目前基本形成统一意见，即西汉时期由中央政府所赐。然而就如何安排滇王在历史语境中的位置，日本学者曾有较多讨论。总结起来，观点主要分作两种：一是滇王兼有内臣和外臣双重身份；二是滇王更具内臣属性。从现有发现看，我们更支持滇王为内臣的观点，因为汉王朝除了对滇王封爵赐印，还在滇国设置“相”和“丞”等职官，这与其他诸侯国的官僚系统无异，直接受中央王朝统治，因而武帝所封之滇王属内臣无疑。

滇王既是内臣，那么滇国是比同“王国”还是“侯国”，这是确认“滇相”秩级的关键所在。我们分别将滇国与王国和属国加以比较，并从书写习惯与印文格式讨论这个问题。与王国相比，滇国寄于益州郡内，显然不同于与郡并行、统辖诸县的王国。对比其他异族归附后设置的属国，属国施行流官与土长并行的双轨制，前者包括属国都尉、属国侯、属国丞、属国骑千人等职官；后者按“归义/率众王”“归义/率众侯”“归义/率众君”“仟长和佰长”等爵级安排外族官，属国在级别上与郡同级。滇国可能直接受益州郡管理，亦可能由中央直辖。作为外族官，滇王不见“归义/率众”字样，益州郡和滇王以下职官完全是中央王朝复制核心统治区行政架构的结果。就目前所知，汉代整个滇池盆地及周围被滇池、谷昌、建伶、连然和俞元等县所分割和包围，滇国王都同郡治滇池县比邻而居，所以我们尚不能确定汉代滇王是否仍有所领之地，或许仅保有复长其民之权责和滇王名号之尊荣。

汉代王国和侯国名称，有一字与两字之差，一字王国有如代、梁，二字如胶东、长沙；一字侯国如俞、张，二字如丹阳、新蔡。从目前著录的汉代国相印章和封泥考察，无论四字还是五字，王国相皆不书“国”字，例如“代相之印”和“梁相之印章”；与之相反，侯国相则全部带有“侯”字，如“营侯相印”和“女阴侯相”。“滇国相印”明显不同于王国相印的书写习惯，而与侯国的做法更为接近。此外，从所掌握的“广侯相印”“平侯相印”“营侯相印”“槀侯相印”和“蘩侯相印”几枚一字侯国相封泥的书写格式看，它们的统一书写顺序都是侯国名+侯+相印，这种格式与“滇国相印”如出一辙。

综上，我们认为滇王虽属内臣，但滇国的地位明显低于王国与属国。即便有国之名号，但滇国与益州郡的隶属关系、职官构成和官印书写习惯与格式都与侯国无异，所以“滇相”的秩级达不到二千石，从而“滇国相印”不在太初元年五字印改革之列。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武断地将“滇国相印”制作和颁发时间精确在元封二年至太初元年（公元前109年～前104年）这5年间，而以元封二年到后元二年（公元前109年～前87年）较为稳妥。

“滇王相印”年代

“滇王相印”封泥出土于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地点，该遗址点为厘定益州郡郡治的位置和汉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地区的模式提供了重要线索。该遗址的主体年代为两汉时期，大部分遗存属于东汉。

封泥总体呈方形，印面上端右侧一角虽残缺，但仍可见四侧边沿受阻痕迹，该特征与“滇国相印”封泥嵌入的封检不同，它是纳入四面有木挡的方槽式封检。右侧边沿正中残留一小块向外突出的印泥（图2），与之类似，如“北海相印章”“山桑侯相”以及与“滇王相印”出于同一地点的“连然长印”和“宋虞之印”等官私印封泥都存在此项特征，这可能与方槽式封检左右挡板中部预留的横向绳槽有关。此种封检在新疆民丰尼雅和湖南长沙五一广场等遗址均可见到实物（图3）。印槽式封检首创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到东汉，以至于魏晋，一直是简牍最主要的封检方式。结合该遗址点纪年简牍确定的书写范围（公元前83年～公元130年）和遗迹HJ4的测年数据（公元10年～公元204年），暂定这枚封泥的使用发生在汉昭帝始元四年到东汉末。

封泥印面呈正方形。“滇王相印”四字匀落整齐，字体更趋方正；笔画方折，以直势为主，表面有棱状凸脊，暗示印文经凿刻而成。“相”字“目”旁，中间两画平行；“滇”“印”两字与“滇国相印”大体雷同，惟方折笔势与之区别明显；“王”字三横笔近乎等距，此特征完全不同于西汉时期中横靠上的摹印“王”字，如“淄川王玺”“滇王之印”“淮阳王玺”和“城阳王印”等。东汉初期“王”字中横虽有下移趋势，但上中横画间距仍略小于中下横画间距，如“朔宁王太后玺”和“广陵王玺”等。到了东汉中晚期至魏晋，“王”字中横画才较为稳定地居于中位，如“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和“晋归义胡王”等（图4）。“滇王相印”封泥的印文书风，特别是“王”字，强烈显示出时代较晚的特征，因此我们推测，“滇王相印”的制作年代当在东汉中晚期，即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到东汉末年。

结语

从汉武帝建元六年唐蒙通夜郎，置犍为郡，到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内属，开永昌郡，汉王朝在西南夷这一广袤地区开疆拓土并推行统治规范的努力长达200余年。在此期间，汉帝国中央册封了众多异族王侯，如夜郎王、夜郎侯、钩町王、钩町侯、漏卧侯和哀牢王等，他们后来或被贬或遭诛杀。与之相比，作为西南夷大国君长之一的滇王从未有所谓反叛被诛贬之记录。“滇国相印”和“滇王相印”封泥足可证明，汉封滇国从武帝元封二年始，至少维持到东汉中期，下限可能到汉王朝覆灭。《史记·西南夷列传》太史公曰：“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司马迁的评论不仅反映了武帝时期滇的特殊地位，一语成谶，与汉王朝良好的关系使其国祚绵长。究其根本原因，这极有可能与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政策的连续性和巩固关中的战略有关。相信随着河泊所出土文献的不断释读，终会为这个问题找寻到答案。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