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沿海是东北—西南高地之外的另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主要分布着古夷、越的文化，这里既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特质，又与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理解“何以中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该区域的系统性考古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在吴桐博士入学之初，我即建议他可否以此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并着手搜集、整理相关文献，两年后撰写了《试论中国东部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9年）。在这一过程中，吴桐发现以长江为界，东部沿海不同地区的文化、社会特质及其融入中华一体的先后次序、方式都呈现出明显的南北之别，同时也是出于研究内容和工作量的考虑，决定将研究范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适当缩小，具体确定为“公元前10至前3世纪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与社会”。

公元前10至前3世纪的东南沿海地区大体相当于“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的百越之地。该地区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长期的考古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该地区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考古工作开展的差异性，相关研究只能局限于区域性、专题性的讨论，而难以开展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分析。吴桐若要完成他的研究任务首先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材料，二是方法。

熟悉并穷尽材料是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他一方面需要大量阅读、全面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熟悉并了解已有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还需要对该地区的田野考古及遗址和遗物有亲身的感受并获得实践的经验。为此我特别安排他参加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州毘山遗址的发掘，并实地踏查了苏南、浙江、闽北、粤中等地区的重要遗址，观摩了大量出土文物的标本。这些工作为他此后的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鉴于所研究区域考古材料的特殊性和所设定的学术目标，除了充分运用传统的考古学方法之外，他还需要尽可能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为此，吴桐专门随陈建立教授系统学习了定量统计方法，并将其运用于浙北平原中小型土墩墓的等级划分（《古代文明》第15卷；《宁绍平原两周时期陶瓷器生产标准化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21年第1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至对东南沿海墓葬等级架构与经济生产生活的系统讨论。论文于2021年通过答辩，并得到了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毕业之后，吴桐根据答辩委员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又对论文做了认真修改，并补充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现在呈现给各位读者的就是这篇论文的终稿。

中国考古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完成建构年代框架和文化谱系的任务，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学科目标而言，“透物见人”再次被提上议程。超越“陶器分期—文化格局”的研究范式，深入讨论社会历史层面的诸多问题正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趋势。吴桐的研究即是在此大背景下的一次实践。他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在比较系统、完整地构建东南沿海地区统一且细致的文化分期与年代框架的基础上，重点对墓葬与政治、陶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从墓葬的等级划分、随葬品器用、墓室营建、墓地布局等方面考察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通过对不同区域陶瓷制品的产地、年代、特征、流通等问题的综合分析，考察了包括生产规范化程度、专业化水平及消费选择趋向等在内的区域经济活动内容，并对公元前10至前3世纪东南沿海的社会与文化提出了自己整体性的认识。

该书提出了不少颇具新意的观点，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东南沿海地区社会发展模式与转型态势的概括。对格局、等级、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表明：以春秋晚期为界，其前后的变化是，社会发展水平由低到高，发展速度由缓到疾，发展动力由内部到外部，等级结构由“秩序”转向“制度”，经济生活由迟缓转向突变并逐渐服务于政治需求，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由“经济观”转为“政治观”，社会发展模式由“经济模式”转变为“政治模式”，在外来文明的刺激下实现“政治化”转型。其中太湖杭州湾与岭南的社会发展具有鲜明的共性内核与差序格局，分别表现为主动、全面的政治化与被动、局限的政治化。这种“经济模式”，根源于地区本身的资源禀赋结构，可以作为春秋晚期之前，东南沿海地区主要考古材料的基础解释框架。

鉴于东南沿海地区考古材料的局限（零散且不均衡），文献材料亦不甚丰富的客观条件，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尚难取得一致性的认识。本书对该地区社会发展模式的概括当然不是唯一的正解，但书中对文化、格局、等级、经济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的系统梳理，或许可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资追踪的线索，有些观点对宏观把握作为边疆的百越地区的社会特质及其华夏化进程，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一系列的新发现不仅填补了部分时间和空间上的文化空白，也增添了许多新认识。新发现方面，衢州庙山尖、孟姜村贵族（有学者认为是姑蔑）墓葬的发掘，再次凸显了浙南闽北地区的重要历史地位，吴桐将其与此前发掘的屯溪奕棋、瓯海杨府山、黄岩小人尖、浦城管九等墓葬材料相联系，重新对西周时期中原与江南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浙南闽北地区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区域中心，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突出表现为以青铜器、原始瓷等为主要内容的流通，浙南闽北铜器墓的突然集中出现应是经济原因导致的。此前罗汝鹏、黎海超曾分别通过原始瓷、印纹硬陶的流通深入探讨过夏、商时期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问题（《从“象鼻盉”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论夏商时期东南地区对中原王朝的一种贡赋模式》，《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金道瓷行——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吴桐的论述进一步完善了先秦时期百越地区的文化及社会交流网络，并为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资源流通关系提出了一种新解释。

这些新发现中更加重要的是聚落考古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此前东南沿海地区遗址（居址）的发现和发掘相对较少，作为考古研究重要议题之一的聚落形态研究明显薄弱。随着浙江湖州安吉古城、绍兴大湖头遗址、亭山遗址群、衢州石角山古城、丽水云和遗址群，福建富屯溪流域遗址群、光泽何家潭遗址，广东广州黄埔遗址、火村遗址等一系列调查、发掘工作的持续开展，聚落形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此外还有越国水利系统的新发现……这些发现是未来百越考古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对于深入探讨百越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问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对生业经济的关注也成为近年来新的研究热点之一。宁波大榭岛盐业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东南沿海地区冶金考古相关的系列成果，进一步拓展了“资源与社会”关系的探讨空间。百越地区的考古研究，正迈入一个新阶段。

区域社会研究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加之考古发现和材料的天然局限，要实现“透物见人、见社会”的学术目标，绝非易事。吴桐对东南沿海地区文化与社会的探讨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该书虽然在基础材料、研究方法及理论依据等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补充、完善乃至修正之处，但我相信，他所提出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和观点，不仅对该区域的考古学研究有所启示，对今后其他区域类似问题的讨论也当具有借鉴意义。

吴桐博士毕业前夕，我曾书赠他“不敢怠荒”四个字，转眼已经过去了四年，他也从一个考古专业的学生成长为一位考古专业的教师。这段时间我们时常见面，知道他平常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能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照顾家庭之余坚持读书和写作，不曾稍有懈怠，难能可贵。希望他今后对学术研究能够一直抱有初始时的热情和纯粹，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本文为《百越：公元前10至前3世纪东南沿海的文化与社会》序，发表时有删节）

《百越：公元前10至前3世纪东南沿海的文化与社会》

作者：吴桐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