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遗址自1954年发现以来，历经了长期、系统的考古工作。早年的发掘明确了盘龙城遗址作为长江中游夏商时期的中心聚落。盘龙城遗址也成为认识长江流域早期文明、早期中国统一性进程等问题的起点。2013年以来，围绕着聚落布局、城市性质等问题，武汉大学张昌平先生领队，对盘龙城遗址展开了新一轮持续工作。自2013年我跟随张昌平先生参与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之后于2024年至今成为盘龙城考古发掘的领队。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也获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作为一位年轻的领队，能够参与一处工作历史悠久，又如此重要的遗址工作，可谓十分有幸，也感慨万千。

2013年考古工作的启动

盘龙城遗址在发现之后曾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进行过多年的田野工作。2013年为配合盘龙城遗址考古公园的建设，在“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项目的支持下，由武汉大学牵头，联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等单位，重启盘龙城遗址的田野工作。我也是那一年参与到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实际在2012年，武汉大学、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家单位对遗址北部的控制地带曾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当时的勘探工作我也参与其中。盘龙城遗址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印在教科书上的，对我们年轻的学子来说，能够参与如此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实际上是莫大的荣誉。

2013年，张昌平先生带领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我和其他几位学生，对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南坡地点展开了考古发掘。这一区域原是村民房屋建设用地，因遗址公园建设，村民悉数搬迁。2006年至2011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地点发掘，发现础坑、础石等大型建筑的迹象。2013年，我们对这一区域展开考古工作。为进一步摸清该区域的聚落布局，我们选择在上述建筑遗迹的北侧和西侧进行发掘，尝试观察基址周边遗迹的分布状况。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季，我们在建筑基址的西侧发现了数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特别是杨家湾M17出土了大型的青铜牌饰、多件青铜礼器和一件绿松石镶金器。结合随葬品特征，这批墓葬的年代属于中商前后，也就是盘龙城城市聚落的最晚阶段。而根据层位关系，位于这一区域的大型建筑基址同样也属于这一时期。如此，我们大致可推断杨家湾南坡存在盘龙城晚期的大型建筑、高等级贵族墓葬，构成了一处居葬合一的聚落区，为认识盘龙城城市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这一年的冬季，武汉市召开了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大学盘龙城遗址考古基地同时成立。我们也在会上聆听了多位专家、学者的建议，为之后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考古工作理念和技术方法的转变

2013年的考古发掘算是我们对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的一次有益尝试。盘龙城遗址在20世纪历经俞伟超、李伯谦、陈贤一等多位先生主持工作，关于城市聚落、文化面貌、年代框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站在前辈先生的基础上，把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往前推进，反映出这个时代考古学的新面貌，对于我们盘龙城遗址考古队而言，压力很大。

在2013年开始进入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之时，我们就不断探索考古工作的理念、目标、技术与方法。鉴于盘龙城遗址基本的年代框架已经建立、文化面貌基本清晰，我们将盘龙城遗址城市聚落，特别是城市的性质和功能，作为整个工作的学术目标。

如果说2013年的工作还是主要配合基本建设，那么从2014年之后，我们便有意识地以聚落考古的理念对盘龙城遗址展开探索。作为夏商时期的城市聚落，对于盘龙城这类大遗址的考古工作首要应摸清楚遗址内遗存的分布状况、不同地点堆积的功能与性质。为此，我们先系统梳理了以往盘龙城遗址各地点的考古工作，通过新的测绘技术把历年来发掘的探方、发现的遗迹、出土的重要遗物标注在图上。之后在2014年至2015年我们对遗址核心保护区展开了全面的勘探，探孔以10米为间隔，全面了解了整个遗址堆积的分布状况。这些就为我们之后在哪里展开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为了确定每一处发掘探方、探孔，甚至文物采集点的空间位置，我们在以往盘龙城分区系统的基础上搭建了盘龙城地理坐标系统，使得遗址内每个地点都有一个确定的三维坐标。同时在2015年我们开始建设盘龙城遗址考古勘探系统和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系统，方便将遗址内不同地点、不同年份发掘的海量资料进行管理和分析。

上述工作为我们接下来的田野发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由于盘龙城遗址整体保存不佳、文化堆积较薄，对于这处城市聚落的发掘，我们计划从城市整体的聚落格局、景观与环境等大的方面着手，再去探索可能的功能分区，遵循这样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路径。也是在系统梳理过往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盘龙城城市早晚历经约300年，聚落布局特别是城市中心区存在一个变化。结合上述我们在杨家湾地点，以及2021年至2023年在王家嘴地点的考古发掘，我们确认盘龙城城市的中心区，有着从南部的王家嘴到城址区，再到北部的杨家湾这样一个变迁的过程，揭示出盘龙城城市聚落三个阶段的变化。

盘龙城遗址南邻府河、东为盘龙湖，周边有着大面积的水域，这与北方同期城市遗址的景观有着较大不同。盘龙城遗址古代环境就是如此，还是古今存在一个较大的变化，在这一问题的引导下我们联合团队对盘龙城遗址的环境与景观展开探索。为了解遗址周边水位变化，2015年在对遗址全面勘探的基础上，我们于周边的破口湖、盘龙湖等地点搭建水上平台进行了水下钻探，并对水下探芯展开土壤结构、植硅体等多学科分析。同时为进一步确认水下堆积性质，我们还预先判断破口湖下存在文化层，在冬季枯水期对该区域进行了探沟发掘。上述工作表明盘龙城遗址古代聚落周边水位要比现今低5~7米。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极大更新了我们对于盘龙城城市景观的认识，同时对整个江汉地区夏商时期水文史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基于对盘龙城城市聚落变迁、环境与景观的整体认识，我们又选择铸铜手工业作为盘龙城城市功能区研究的突破口。在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作为礼仪和权力的象征，其生产组织方式对于我们认识早期中国的国家社会有着重要意义。盘龙城遗址出土大量的青铜礼器，是从中原王都输入，还是本地有能力生产，以往就多有争论。约在2014年，刚加入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付海龙先生，首次于小嘴地点调查采集到石范等铸铜工具。之后2015年至2019年，我们在这一区域展开了多年的考古发掘。盘龙城小嘴地点为湖边的一处岗地，后期的农业活动对遗址破坏严重。我们去发掘时周边就发现有大量早期遗物散落在地表；在探方揭开之后，遗存也多保存不佳、文化堆积较薄。发掘区遗存展现的功能和性质，仅从肉眼辨识很难判断。在这一背景下，2015年我们联系了北京科技大学刘思然先生，联合对发掘区文化堆积表面进行了化学元素的检测，明确该地点存在铜含量的富集区域，属于铸铜生产区。后来又共同对小嘴地点的冶金遗物进行了多学科的分析。小嘴地点的发掘与多学科研究，不仅表明盘龙城遗址存在较大规模的铸铜手工业，也进一步揭示出早商时期中央与地方青铜铸造技术之间的密切联系。

以上无论是聚落布局变迁的研究，还是遗址景观与环境、铸铜手工业的揭露，实际都是在特定学术目标的指导下，以田野工作为基础，多学科协作研究的结果。而在聚落考古的理念之下，我们力图将不同学科研究融入田野工作各个环节，这成了我们这十年来考古工作方法的一个重要突破。

多学科考古团队的建设

为适应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变化，同时也为满足这处重要城市遗址考古工作需求，我们也搭建了一个多学科的考古工作团队。

2013年至今，武汉大学牵头对盘龙城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其中2013年至2023年发掘领队为张昌平先生，2024年至今发掘领队为我本人。而发掘的主要参与人员则由武汉大学夏商周考古方向高年级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组成。虽然盘龙城遗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实习工地，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是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培养学生的作用。我自己就是长期参与盘龙城的考古发掘，从学生到参加工作、成为领队，学习很多。

盘龙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团队中的每个人在发掘过程中都有着很强的责任感。而盘龙城遗址又是一处典型的长江流域邻水遗址，遗址保存不佳，遗迹难辨，又使得我们工作有着不少困难。为此，在每年发掘季，都会邀请很多具有丰富田野考古经验的先生来工地指导。2013年我们刚进入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就特别请了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振裕先生作为我们团队的学术顾问，先生跟我们住了一月有余，不仅具体指导当时杨家湾南坡墓葬和遗迹的发掘，甚至还告诉我们学生如何处理考古工作中的一些人际关系。2016年正是小嘴工地发掘面临困难的时候，当时请北京大学的刘绪老师长期住在工地，白天先生跟我们一起按时上下工，晚上有些时候还专门抽出时间跟研究生讨论论文。刘绪先生不仅在专业知识上给予我们很多的建议，先生对学术的奉献和对考古工作的敬业精神更是我们学生终身学习的榜样。此外，李伯谦、徐天进、孙华、胡美洲、王风竹、方勤、唐际根、陈丽新、常怀颖等诸位先生都多次来工地指导，回想起来受益匪浅。

而针对多学科协作研究的需求，我们根据具体的研究目标，更尝试搭建起一支多学科的研究团队。其中上述工作涉及到的景观与环境、冶金考古学研究，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科院南京湖泊所、山东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展开多学科分析。而对于传统的动植物、陶器、石器、青铜器等遗存或遗物方面的科技检测，我们也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香港大学等所校团队展开合作研究。而每次不同学科方向的老师过来取样、鉴定，我们也都会邀请其在工作站举办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建国、李志鹏、王辉，北京科技大学刘思然、张吉等诸位先生曾多次莅临工地讲课。而参与工作的学生也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收获良多，甚至我们毕业的不少学生后来从事了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如邹秋实（武汉大学）主要研究景观和数字考古方向，苏昕（香港大学）主要研究石器和陶器技术分析方向。

这两年来盘龙城在国家文物局、“国际田野研究所（IFR）”的支持下还举办了盘龙城国际田野考古暑期学校，面向全球海外招生。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在盘龙城考古工作中进一步增加国际交流与合作，让更多人了解盘龙城遗址。

考古发掘报告的及时整理和出版

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甚至比田野工作更耗费精力。由陈贤一先生主编，2001年曾出版了盘龙城遗址1963年至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这本报告也成为我们工作的一个标杆。自2013年我们开始进入盘龙城遗址展开工作以来，张昌平先生就有计划地安排报告的撰写。为避免报告拖得时间太长，考古资料后续难以整合发表，张昌平先生要求我们每年工作结束之后，按年度先写一份1万字左右投到杂志的简报，并同时写一份5万至10万字的工作报告详本。而从2019年工作结束开始，我们就着手以之前的“详本”为基础，整合编写新的报告。这样整理工作不至于走回头路，大大减轻了我们工作的压力。在去年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我们顺利出版了盘龙城遗址1995年至2019年田野考古工作报告。这套书也是向前辈学者致敬。考古报告对于考古人来说就像一部流传后世的史书，是文化遗产长存于世的文字证明。我自己全程参与了田野工作报告的编写和校对，最终看到报告在印刷厂下厂，作为年轻人也由衷地感受到了一种“为国著史”的使命担当。

盘龙城遗址作为夏商时期长江中游的中心都邑，其在考古学研究、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田野考古不仅是在追寻过去，也是影响了我们自己的人生轨迹。我是2012年就开始参与到盘龙城遗址的勘探，从还是学生，到后来毕业留校成为年轻老师，到如今自己也可以带一些学生。我在这里求教高山仰止的先生，遇到启迪人生的老师，碰到志同道合的学友。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历经了70余年，一代代的学人在此耕耘奋斗，未来肯定也还会有更多年轻的伙伴加入。我非常有幸参与了其中的一点儿。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