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呈现出常设陈列展览（常设展）和特别展览（特展）层出不穷的态势。随之，文物展览图录的编研工作也取得显著进步。但其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需要寻求优化策略，推动文物展览图录的高质量呈现与发展。

文物展览图录编研的现状

文物展览图录是博物馆策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览的永久性记录和学术延伸，既是文物价值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博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我国文物展览图录编研工作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不足，制约着文物展览图录功能的有效利用和充分发挥。

学术性与传播性

当前文物展览图录普遍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一是过于侧重学术深度导致传播受限，对社会公众来说，理解和认识出土文物的价值，存在明显困难，这成为文物藏品资源转化为文物展品资源，实现文化传播功能的主要障碍。如图录中大量专业术语和考古报告式的表述，内容深奥，语言生涩，超出普通读者的理解范围，将普通读者拒之门外，致使图录仅成为服务专业研究人员的工具书。二是片面追求传播效果而过度简化甚至消解学术严谨性，简化文物背景阐释或省略关键研究数据，仅配以简短的趣味性文字，省略文物断代依据、考古背景等关键信息，有些过于泛娱乐化而忽略了文物的价值和学术意义，缺乏深度研究支撑。

这种失衡根源在于对文物展览图录定位的认知偏差：部分策划者将图录视为纯粹的学术成果汇编，忽视其公众传播功能；另一些则将其等同于通俗读物，弱化了文物研究的核心价值。图录既非纯粹的学术专著，也非简单的展览说明书，如何在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编研工作的首要难题。

资源配置与专业支撑

文物展览图录作为展览的静态延伸与学术载体，其质量直接反映博物馆的资源整合能力与研究水平。而资源配置贯穿图录编研全流程，从基础经费保障、数字资源管理到专业人才配置，资源配置充足与否影响着图录的最终呈现效果。

资金方面，高质量图录的编研需要专业摄影、学术研究、装帧设计等多环节投入，但多数基层文博单位经费有限，导致图录印刷质量不高、内容单薄。资金投入的结构性失衡也直接影响图录的硬件品质，一方面，高端图录印刷成本居高不下，如展览图录定价较高且印量稀少，普通读者难以触及，而普通图录又常因经费不足而压缩制作成本。另一方面，专项经费分配不合理，优先保障印刷工艺却忽视核心内容生产。如将大部分预算用于特种纸印刷，仅预留少量资金用于文物摄影与研究撰稿，导致出现图版精美但内容空洞的失衡现象；再如在编研文物展览图录时，因经费短缺无法补充新的器物线图，最终只能复用早年的旧资料，致使创新性大打折扣。

数字资源管理的碎片化。多数博物馆的数字资产仍采用传统存储模式，文物影像、考古报告、研究文献等资源分散存储于不同系统，未实现结构化关联。例如，文物三维扫描数据与对应的考古发掘笔记分属两个数据库，编研图录时需人工跨系统检索，效率低下且易遗漏关键信息。随着数字资源体量激增，检索系统因语义标注缺失导致准确率不足，用户无法通过一件文物关联到相关研究或同期展品信息，资源的潜在价值难以发挥。此外，馆藏资源整合能力不足也制约图录建设，在编研外展图录时，难以有效调用自身馆藏与外展文物形成学术呼应，导致图录内容同质化。

专业人才短缺。图录编研需要既懂文物研究又擅长编辑出版的复合型人才。大型博物馆的图录编研往往面临跨部门协调壁垒，而中小型博物馆则面临一人多岗困境，图录编研多由行政人员兼职，缺乏专业训练。

数字化转型与版权保护

数字化转型是当下博物馆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博物馆融入数字化时代变革的重要措施。在数字化与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借助形式多样的交互体验技术，让图书设计与出版灵活多变，这一变革不仅更新了博物馆文物图录与展览图录的图文解说思维模式，也真正实现了文物与观众的深度互动。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文物展览图录正面临从纸质向数字化的转型挑战。一方面，传统纸质图录传播范围有限、更新困难，难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需求；另一方面，数字化图录的编研缺乏统一标准，不同博物馆的数字图录格式各异、兼容性差。同时，数字化图录的传播容易引发文物图像滥用、学术成果剽窃等版权问题，且维权成本高昂。因此，一些博物馆因担心版权风险，对数字化图录采取保守态度，从而制约了图录的创新传播。

编研机制与国际视野

我国文物展览图录编研尚未形成成熟的协同机制，主要表现为：编研工作与展览策划不同步，往往在展览临近开幕时才仓促启动图录编研，导致研究不深、内容粗糙；博物馆内部各部门之间存在壁垒，考古、保管、陈列等部门信息不通、资源难以共享；缺乏常态化的学术审核机制，图录内容的准确性难以保证。同时，国际视野的缺失使得我国文物展览图录在全球语境下的话语权不足，多数图录仅聚焦国内文物，未能将中国文物置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坐标系中进行解读，难以满足国际读者的需求。

文物展览图录编研的优化策略

作为多年来负责文物外展工作的文博人，拜读了不少文物展览图录，并多次参与展览图录的编研和内容撰写。阅读和鉴赏文物展览图录的同时，对文物展览图录的编研渐有些许思考。上述现实困境或可从理念革新、机制创新、技术应用和人才培养等多维度入手，构建科学高效的编研体系，推动文物展览图录实现高质量发展。

构建“双向赋能”的内容生产模式

破解学术性与传播性失衡的关键在于建立学术为体、传播为用的内容生产模式。上海博物馆在“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图录编研中开创的“诠释+纠错”模式值得借鉴。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研究深化学术内涵，如将元青花盘与馆藏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罐对比分析，揭示元代瓷器的不同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引入本土馆藏资源形成互动，如用馆藏贵霜王朝波调一世金币诠释湿婆信仰在中亚的传播，既增强了学术深度，又引起了读者共鸣。

具体措施可采取：一是建立展品研究数据库，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为图录编研提供学术支撑。二是对内容架构进行分层解读。基本信息层标注文物来源、尺寸、修复记录等基础信息，引用权威学术观点，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核心学术层设置研究论文、文物档案板块，收录考古报告、修复技术分析等专业内容，满足学者和收藏者需求；大众传播层开设文物故事、文化解读专栏，通过“谁制作了这件文物”“它如何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等问题，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三是创新融合表达方式，将学术内容轻量化转化，引入可视化表达，运用信息图表、三维模型等手段将抽象的学术观点转化为直观内容。如山东博物馆“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图录，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为标准，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把握受众需求，以学术研究为主导，以高度还原的文物图片、详尽的文物描述、精准的尺寸数据、丰富的文献史料、翔实的考据资料、极具美感的装帧形式等实现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完善多维度资源保障体系

资源配置需要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保障机制。在政策层面，应落实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推动新时代文物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增设发展文物数字技术、文物展示利用技术等专业，培养编研展览图录的复合型人才；在资金方面，可探索“政府补贴+社会众筹+商业合作”的多元融资模式，如故宫博物院通过与文化企业合作，推出高端定制版图录，既保障了编研经费，又拓展了传播渠道；在馆藏资源整合上，建立区域性文物资源共享平台，如长三角地区博物馆联合建立馆藏文物数据库，在编研图录时可跨馆调用相关文物资源进行比较研究，丰富图录内容。

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版权治理创新

数字化是提升图录传播效能的必然趋势，应从技术应用和制度建设两方面着手。技术层面，可利用VR、AR等技术打造沉浸式数字图录，如敦煌研究院推出的“数字敦煌”图录，读者可通过AR技术360度观看壁画细节。制度层面，需要建立健全数字图录的标准规范和版权保护体系：一是出台文物数字图录编研规范，统一数据格式、技术参数和发布标准；二是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文物图像版权存证系统，实现版权追溯和授权管理；三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字图录的版权归属、使用范围和侵权责任，降低维权成本。

建立协同创新的编研机制

突破编研机制局限需要构建全流程、多主体的协同体系。首先，应将图录编研纳入展览策划的整体流程，实现“展览策划—学术研究—图录编研”同步推进，确保图录内容与展览主题深度契合。其次，建立跨部门、跨机构的协作机制，优秀的展览图录需要策展人、博物馆图书出版人、专家学者、编辑、平面设计师之间的协同合作。如上海博物馆在编研“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图录时，组织考古、历史、艺术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参与，并吸收一线展览人员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最后，拓展国际合作渠道，与国外博物馆联合编研图录，如中外联合举办丝绸之路主题展览时，共同编研多语种图录，融入不同国家的研究成果和文化视角，提升图录的国际影响力。

结语

打开一本展览图录，便是换种方式走进博物馆、走进展厅观看展览，读者能够以更加深入、多元的方式解读展览信息和文物知识。文物展览图录的编研需要坚持以学术为根基、以创新为动力、以传播为目标，方能编研出既具学术高度又有传播广度的精品图录。随着文物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文物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协同编研机制的不断完善，我国文物展览图录将会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为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