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如一条蜿蜒的文明纽带，自雪域高原奔涌而下，携千年文脉，育万里江山。上游有三星堆的神秘青铜，中游见屈家岭、石家河的稻作曙光，下游存良渚、凌家滩的玉器辉煌。这些灿若星辰的考古遗址，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库。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是实现文化遗产保护、阐释与活态传承，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方略。

在这一进程中，环境整治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其复杂性与重要性日益凸显。它不仅是遗址安全的屏障，更是文明场景再现的画笔、公园活力激发的触媒，乃至区域生态治理的典范。本文以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探讨长江流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环境整治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未来方向。

基石与意义：环境整治的多维价值

环境整治绝非简单的“打扫卫生”或“景观美化”，而是基于考古学、文物保护学、生态学、景观建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系统性工程。在长江流域这一特定语境下，其必要性尤为突出。

它是应对环境压力，确保遗址本体安全的“生命线”。长江流域气候湿润，降水丰沛，水文条件复杂。许多遗址，尤其是史前聚落、水工遗址、矿冶遗址等，常位于河湖沿岸或地质条件特殊区域，面临着洪水、内涝、地下水位波动、边坡失稳等直接威胁。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例，其珍贵的古坑木支护结构、井巷围岩以及古冶炼炉址，长期受到潮湿环境下微生物滋生、植物根系侵蚀、水土流失乃至周边地下采矿活动的潜在影响。科学的环境整治，如同为遗址本体撑起一把“保护伞”，通过建设必要的防洪排涝设施、实施岩土体加固工程、调控小环境湿度、开展白蚁等生物病害综合防治，能够有效抵御自然力侵蚀，保障遗址的物理安全与化学稳定。

它是扭转历史遗留问题，还原历史场景的“手术刀”。‌长期以来，由于保护意识薄弱和发展阶段的局限，大量考古遗址及其周边环境曾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经历堪称典型。其Ⅶ号矿体（考古发掘现场）曾长期被现代矿山生产包围，甚至一度面临“搬迁保护”的艰难抉择。最终，以舍弃几十亿矿产资源暂不开采，批准了“原地保护与合理采矿”方案为解决办法，这一决策体现了对文化遗产至高价值的认可。通过精细化的“手术”，剥离后世叠加的干扰——无论是压占核心区的建筑、杂乱的视觉污染物，还是对地形地貌造成损伤的生产活动——逐步恢复和凸显遗址的“历史场景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古代矿冶活动的规模、技术与空间组织。

它是实现从“文物孤岛”到“活力公园”转型的“催化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是封闭的“文物孤岛”，而是面向公众的文化客厅。铜绿山遗址公园投入数亿资金打造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区、生态观光区等功能板块，通过优化交通、完善设施、构建和谐景观，将使遗址从静态保护点转变为可游、可感、可思的文化高地。

它是践行生态文明，推动区域永续发展的“绿色引擎”。长江经济带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遗址公园建设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铜绿山关停保护区内的污染企业25家，实施地质环境治理，使象征矿冶文明的铜草花再度绽放。环境整治不仅修复了生态伤疤，更将文化保护、生态治理与民生发展融为一体，绘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明新画卷。

困境与挑战：环境整治的复杂维度

长江流域幅员辽阔，地理单元多样，人文资源丰富，遗址公园环境整治面临共性与个性交织的难题。

自然本底的脆弱性与复杂性。长江上游山高谷深，地质灾害频发；中游河网密布，洪涝风险突出；下游地势低平，人口密集，人类活动干扰强度大。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地处鄂东南丘陵地带，兼具矿业遗址和潜在的地质灾害风险点特性，其环境整治需综合考量边坡稳定、水文地质、尾矿库影响等多重自然因素。这种自然本底的差异性，决定了环境整治必须“一址一策”，进行精细化的勘察、评估与设计。

保护与发展矛盾的现实性。这是环境整治中最棘手、最具挑战性的难题。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5.6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内，有两个自然村、一个铜绿山矿办事处。它们的住宅、农田、生计方式，既是需要审视和协调的对象，又构成了遗址历史环境的一部分。在保障遗址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对公园核心区重要节点的业态和景观进行打造，采取产业转型、风貌引导、利益共享等方式，让当地社区成为保护的同盟军和受益者。

历史风貌还原的科学性与真实性。“恢复何种历史风貌”是学术与实践的焦点。铜绿山审慎保留采矿痕迹，将不同时期的地质变迁作为历史层叠展示，坚守“最小干预、可识别、可逆”原则，审慎处理每一处环境改造。

多学科协同与长效管理之困。‌环境整治需要考古、文保、水利、生态等多方协作，但“各管一段”往往成效不显，“重建设、轻管理”倾向可能导致整治成果消退。大冶市成立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协调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保护利用和环境整治工作，推动了对遗址边坡、水文、振动监测等体系的全覆盖。

路径与方向：环境整治的系统策略

面对挑战，长江流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环境整治工作，必须走向更加科学、精细和包容的道路。

坚持规划先行，强化“考古引领”与“多规合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在公园规划之初，就着力推动将遗址保护的核心要求全面融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实现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生态环保等规划的“多规合一”。在此基础上，坚持环境整治规划与文物保护规划、生态保护红线、水利规划、旅游发展规划等深度融合，确保整治目标的一致性和措施的可落地性。

实施分类施策，尊重地域特色与遗址类型。针对不同地理单元和遗址类型，制定差异化的整治策略。对于铜绿山这类古矿冶遗址的整治应突出工业遗产特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留了部分采矿、冶炼造成的独特地貌作为历史信息展示。

创新技术应用，推动“智慧化”与“绿色化”整治。广泛应用现代科技为环境整治赋能。利用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进行高精度信息采集；运用GIS进行空间分析和模拟；引入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遗址本体的温湿度、位移、振动等关键数据，实现预警式保护。铜绿山古遗址系统实施了本体保护、岩土体加固、白蚁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并建立了全面的监测体系，对边坡稳定性、气象水文乃至周边生产活动产生的振动影响进行实时评估。

促进社区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将环境整治过程视为一个社会治理项目。建立与社区居民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探索多种利益共享模式，如引导居民通过资产入股、参与经营、获得生态补偿等方式，从公园的“旁观者”转变为“守护者”和“受益者”。在风貌整治中，对于非核心区的民居，可采取“政府引导、居民主导”的微改造模式，在符合整体风貌控制的前提下，保留村落的生活气息与活力。

注重阐释展示，实现环境叙事与文化教育的融合。环境整治本身应成为一种展示手段。铜绿山遗址公园对游览路径进行了精心设计，游客可以一边走路，一边感受古人采矿、炼铜的遗迹、遗物，感受古人的智慧。种植的青冈栎树、铜草花等是为了恢复当时的植被，标识出古代的矿区植被变迁；整治后的矿渣堆、尾砂库，可以通过解说系统讲述古代冶炼技术与环境交互的历史。通过标识牌、数字导览等方式，向公众解释环境整治的初衷、方法与成效，将保护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位访客，使整治后的环境本身，成为一部讲述数千年矿冶文明兴衰的无字史书。

长江流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而环境整治，则是这项伟业中最为基础且充满智慧的一环。它不仅是技术的应用，更是对历史的敬畏、对自然的尊重与对未来的承诺。它要求我们以考古学为罗盘，以生态学为准则，以社会学为纽带，精耕细作，久久为功。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环境整治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唯有秉持科学、审慎、包容的态度，我们才能在长江之畔，成功地守护好这些文明的“根”与“魂”，让沉睡千年的遗址在焕然一新的环境中真正“活”起来，成为滋养民族精神、彰显文化自信、惠及亿万人民的永恒公园。这条环境整治之路，本身就是一条通往历史深处、连接美好未来的文明长征。

（作者单位：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