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物是承载各民族历史发展脉络、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物质载体。民族文物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馆藏体系中极具特色与价值的组成部分。文物定级工作作为博物馆藏品管理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对于民族文物的科学保护、深度研究与有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其他馆藏文物，民族文物兼具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与社会属性，其定级工作要兼顾标准适配性、价值评判多维性等多个方面，充分发掘其在传承中华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国博的民族文物定级实践，就工作原则与实施路径略陈管见，以期抛砖引玉。

工作原则

民族文物定级是一项兼具政策性、专业性与文化性的系统工作，既要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遵循博物馆文物定级的通用规范，又要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下，着重强调以下三条原则：

一是依法依规、严守规范的原则。依法依规、严守规范是民族文物定级工作的首要前提。该项工作必须严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国家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为依据，严格按照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开展定级工作，杜绝盲目性与主观随意性。与此同时，针对民族文物的特殊属性，需结合民族文化相关政策要求，在价值评判、流程操作中兼顾保护民族文化的规定，确保每一项定级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使定级结果具备合法性与权威性。

二是价值考量、多维评判的原则。文物价值是定级的核心依据，民族文物的价值具有多元性特征，定级工作应摒弃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构建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民族文化价值等多维综合评判体系。其中，历史价值侧重考量文物是否见证民族重大历史事件、记录民族社会变迁历程；艺术价值聚焦文物的工艺水准、造型美学，是否为民族传统工艺的典型代表；科学价值关注民族文物在生产技术、工艺传承等方面的研究意义；民族文化价值则突出文物的民俗功能、精神寓意与非遗传承价值，以及在民族文化认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多维价值综合研判，全面衡量民族文物的多元价值，以确保定级结果能真实反映民族文物的实际价值。

三是尊重风俗、保护文化的原则。民族文物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信仰紧密相连，定级工作必须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杜绝套用“一刀切”的通用标准。在价值评判过程中，要深入研究民族文物的使用场景和文化内涵，倾听民族文化研究者的意见，尊重民族群体对文物的文化阐释，进一步规范操作流程与表述方式，切实维护各民族的文化权益。同时结合文物存世量、代表性及完残程度等，形成综合价值评估意见。

实施路径

结合民族文物的独特属性与藏品管理的实际情况，民族文物定级采取前期筹备与专家评判相结合的总体思路。前期筹备阶段要逐一核对文物实物与现有档案，有序摆放每一件拟定级的文物，梳理文物的征集时间、收藏来源、文物族属、流传经过、品相完残、修复记录等基础信息，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民族口述史料及相关文献资料，结合文物账目、文物卡片制作拟定级文物清单。专家评判采取召开定级会议的工作模式，通过现场查看拟定级的民族文物，专家组对初步定级意见进行集体讨论，就文物名称、年代、纹饰、材质、功能、价值等信息进行逐个核查修正、补充完善，形成最终定级意见，确定文物级别。在民族文物定级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一是民族文物的年代断定与跨年代问题。部分民族文物通过征集、捐赠等方式入藏博物馆，其流传经过可能不明确，年代标识不清，也缺乏相关的文献佐证，年代断定难度相对较大。与此同时，尽管一些民族文物有时间标识，但使用的是本民族独有的纪年体系标记时间。纪年体系是一个民族时间观的集中体现，在具体的定级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进行价值考量，也需要与现行的历法体系进行转换。还有民族文物的跨年代问题。一般而言一件民族文物应有其确切的存在年代，但有的民族文物基于特殊的功能情境可能会跨越不同的年代，如征集于云南宁蒗的曾万成顶地契，其立契时间为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而验契时间为民国三年十月，这种跨越了清代、民国两个时期的民族文物本身就是制度变革的实物证据，从而成为研究民族地区社会转型不可替代的珍贵材料。

二是民族文物中少数民族文字的释读。在民族文物定级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字释读是进行价值考量时所面临的瓶颈。只有正确的文字释读才能判断其是否涉及重大历史事件，还原真实的历史与民族关系信息，进而才能确保定级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与文化完整性。如国博馆藏道光二十二年世袭蒗蕖州知州印，该印为满汉双体文方形铜印，印文左右两侧分别为篆书满、汉文“世袭蒗蕖州知州印”。在对该铜印的定级工作中，得益于对满文的准确释读，判定该印作为清代蒗蕖土司复袭土知州的实物见证，且为蒗蕖土司地区仅见之官印，认定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研究价值。

三是多件民族文物的联合考察。基于独特的社会情境与民族属性，民族文物往往成套或成批出现，诸如基于某仪式仪轨所使用的成套文物组合，某一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所使用的生产、生活器具，以及反映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文物等。在此类民族文物的定级过程中，要注重多件文物的整体价值，把握其系统性与文化关联性，比如是否能成组说明某一历史问题、完整讲述一个民族文化故事，是否能反映某一系列的制造工艺与操作流程，是否承载着某种民族文化或精神寓意等。在此基础上考察其稀缺性、典型性与保存完整性，进而定出相应的文物级别。例如国博成套保存的畲族十殿图，是展现畲族祖先崇拜与丧葬仪式的宝贵实物资料，也是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物证。

四是溯源民族文物的社会情境与田野调查。民族文物进入博物馆，由物品转变为博物馆的藏品或展品，其存在的社会情境发生了变化，如何评估其在原生情境与博物馆情境中的价值，是民族文物定级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比如民族文物在其原生情境中，基本功能作用是什么，是作为生产生活用具还是仪式道具等，依此明确其核心用途与社会角色。民族文物被征集至博物馆，使文物脱离“器物”的属性而转变为“文化符号”的象征，其中体现出了民族文物的活态性与连续性。在此基础上，赴民族地区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就显得尤为必要，沉浸式进入生活场景，现场记录文物的日常状态，捕捉民族文物存在的活态语境，使之与博物馆情境进行对比分析，进而能够更好地确定民族文物的多维价值，巩固发展民族文物定级的成果。

综上，国博的民族文物定级工作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方针，遵守我国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立足民族文物的本质属性与文化特征，形成了规范有效的工作原则和完整清晰的实施路径。通过民族文物定级工作，让民族文物更好地走出库房、走向大众，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文博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