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自古便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不仅孕育了悠久的稻作文明，还构建起南方青铜文化的辉煌。作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以丰富的铜矿储量和精湛的冶铜技术而闻名。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在商代，江西先民便开始对铜矿资源进行开采与利用，呈现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特征。这些与青铜文化相关的遗物，诸如青铜器、采冶工具以及携有相关文化因素的各类器物，被系统地收藏在博物馆中，构成博物馆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作为江西青铜文化的核心展示窗口，江西省博物馆“虎踞江南——新干大墓与青铜王国”展览（以下简称“虎踞江南”展览），依托江西商代青铜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展陈探索与实践。
商代江西青铜文化的内涵
商代江西青铜文化的内涵包含铸造作坊在内或依附铜矿而发展的大型城址；出土一定数量青铜器的大中型墓葬或祭祀遗址；具有完整采集、冶铸工艺流程的铜矿遗址和相对成熟的冶铸技术；器型完备且兼具中原和地方文化特色的青铜器等。青铜制作技术主要包括采、冶、铸三个主要环节。瑞昌铜岭发现采矿、冶炼遗迹，荞麦岭遗址发现冶炼、铸造的遗迹遗物，樟树吴城遗址、新干牛头城址发现陶范，新干大洋洲商墓及其周边发现的大量青铜器，涉及古代采矿、冶炼与铸造等关键环节，足见江西金属冶炼技术发展之早，水平之高，技艺之精。
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是迄今南方地区已知最早的采铜点，确证江西铜矿资源丰饶，且冶铜业从商周时期就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通过发掘材料来看，矿山的开采年代由商中期延续至周代，连续开采超过千年。从选矿、采矿遗迹及遗物的具体情况分析，该遗址大抵可以分为商代、西周、春秋、战国四期。经由对商代文化层出土陶器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比对樟树吴城、上饶万年、鹰潭角山等遗址同时期陶器的文化因素可知，该遗址商代遗存以中原商文化为主，兼有少量地方越人文化因素，且在商早中期就属于集开采、冶炼为一体的大型铜矿。
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出土斝、器盖等青铜礼器和戈、矛等青铜兵器，发现铜渣、陶范、石范等与铜器铸造相关的遗物以及冶铸遗迹，体量不大但特征鲜明。李伯谦等专家通过对印纹硬陶分期分区研究，认为吴城文化既表现出强烈商文化因素，与中原商文化有密切关系，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且随着时间发展其独立性愈发明显。吴城遗址出土模范上花纹的形制与青铜器花纹高度吻合，证明这些青铜器是在本地铸造的。换言之，吴城先民已掌握青铜冶铸技术。根据发掘报告中考古学分期研究，推断其青铜遗存约属吴城二期（相当于殷墟一期、二期），地方土著特色已较为明显。专家普遍认为，吴城文化铜业发达与瑞昌铜岭采冶技术不无关系，商中期瑞昌铜岭铜矿完备的采矿技术体系，为吴城文化青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
新干大墓的发现，证实商代江西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墓葬年代相当商晚期偏早，墓中出土475件青铜器，涵盖礼器如鼎、甗、鬲，乐器如铙、镈，以及兵器、工具、农具等类别。学界研究认为，新干大墓礼器受中原商文化影响，并进一步有选择性地接纳与融合，而农具、兵器等地方特色明显，甚或存在对中原地区青铜文化产生影响、渗透的可能性。新干大墓与牛头城城址相距约3公里，同处赣江东岸古淦水附近，据此推断新干大墓的主人与牛头城城址密切相关。从新干大墓、牛头城城址出土的陶器风格十分接近的特点分析，它们同属吴城文化的范畴。可见大约殷商时期，以吴城遗址——牛头城遗址为中心，存在一支高度繁荣的青铜文明。
吴城、牛头城等城址规模巨大、等级很高。不仅具备人口集中的特点，且功能分区明显，制陶、冶铜等手工业技术明显进步，并逐步专业化。而祭祀遗迹、文字符号、兵器的发现，也进一步证实该地区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两地原始陶瓷器上都刻画有“戈”字符，或认为是远古戈人的族徽，是其活动或迁徙的写照。新干大墓青铜器上丰富的“虎”元素，吴城城址出土的“雀”形陶符，表明以牛头城为代表的虎方，以吴城为代表的雀方，以及戈人等，他们是这一区域内复杂而多元民族融合的代表，共同构成了江西商代青铜文化的核心。该区域青铜文化最初受到中原高度发达青铜文化的影响，在吸收其精华的同时，进行了借鉴并融合创新，最终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文化的交织互动、此消彼长，正是赣鄱地区融入中华多元一体青铜文化的生动体现。
博物馆陈展融合青铜文化研究的要点
博物馆新定义提到，“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博物馆与田野考古紧密关联、相互支撑，如何展示好江西青铜冶铸技术起源和青铜文化发展，进一步阐释、传达青铜文化内涵，“虎踞江南”展览应时而生。
其一，强化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博物馆陈展理论的可行性，建立在充分且科学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全面掌握研究动态，深入理解业内最新、普遍认可的研究成果，是确保展览内容准确性和学术性的前提。“虎踞江南”展览以新干商代大墓为切入视角，从一座墓，一个方国，一支考古学文化的主线出发，设置了“王者归来”“山河安在”“回望繁华”“融汇多元”四大展览板块，陈展脉络清晰。“王者归来”通过对墓葬元素的分析，清晰地让观众了解这就是一座王级大墓；“山河安在”通过阐述江西清江盆地商代遗址的情况，梳理了新干大墓、牛头城遗址、吴城遗址之间的内在关联，说明该区域是江西青铜文明的核心区；“回望繁华”结合铜岭遗址、吴城遗址出土的采冶工具，新干出土青铜器的科学检测结果，明确商代赣鄱流域已建立起完备的青铜器生产体系，以及丰富多样的生业形态；“融汇多元”则是通过江西青铜时代各遗址文化面貌的对比，论证铜料的流通与青铜文化传播方式、路径，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其二，注重文物资源的优势互补。展品是陈展的物质基础，展品的合理配置，既体现了文物资源的丰富度，更是策展者对展览背景的认知和理想化的思考。“虎踞江南”展出展品囊括了新干大墓出土大部分遗物，瑞昌铜岭遗址、吴城遗址、角山遗址的部分遗物。展品的来源不仅限于江西省博物馆馆藏，还依据既往的科研成果与观点，借调相关文物，以强化展览的学术支撑与论证力度。譬如，通过青铜兵器、青铜犁铧以及陶网坠等文物，阐述商代江西的军事征伐与统治、稻作农业以及渔业活动的面貌；瑞昌铜岭采矿场景的复原和孔雀石、冶铸工具等展示，揭示商代江西青铜采、冶、铸技术的脉络；通过省外借展的甲骨，识读甲骨文中“虎方”相关记载，并结合吴城遗址出土刻有“戈”符号的文物，阐述学界关于“虎方”“虎国”以及“戈方”的既有推测与学术论证。这些举措，保障了展览的深度、厚度和广度。
其三，妥善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观众）与“物”（藏品）之间的关系，是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价值归宿与实践落点。在当下博物馆实践研究的学术语境中，逐步从“以物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的理念转变。这就要求博物馆陈展一定程度上要以受众为导向，引导“人”通过看“物”获取有效信息。“虎踞江南”展览的内容与形式设计，充分考虑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差异。一方面，其学术性较强，囊括大量学术观点、线图表格，能够满足科研人员这一目标专业受众群体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视觉符号提取、展览动线规划、互动展区设计以及数字化的展示手段，将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文化价值及艺术魅力，以更为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兼顾了社会公众的观展需求与体验。
综上，基于我国青铜时代所蕴含丰富的考古学文化内涵，以及早期中国“多元一体”“辐射四方”等理论框架的支撑，博物馆展陈与青铜文化研究之间的融合处理显得尤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讲，“虎踞江南”展览将理论研究、文物展示、“人与物”关系处理等核心要素融入实践，整合了学界对商代江西青铜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为探究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探究青铜文化研究与博物馆陈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案例。
（作者单位：江西省博物馆 摄影：罗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