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指南针又称罗盘、罗经、罗针盘、罗庚、针盘等。早在北宋时期，指南针已作为船舶导航设备应用于航海。指南针既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突出标志，又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对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也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23年，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从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渔民卢家炳家中征集到一批更路簿、木质航海罗盘、海图、家谱等涉海文物藏品。其中征集到的航海罗盘有明确的使用者，传承有序，对研究航海罗盘的形制、使用方法等具有重要价值。

卢氏航海家族

卢家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海航道更路经”琼海市市级传承人、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南春节习俗（鲤鱼灯闹春）”传承人，其家所在的潭门镇草塘村委会上教村是一个位于南海北部、海南岛东部的滨海渔村，村民多在附近海域从事“做海”活动。

与航海罗盘一同征集的文物藏品还有一本卢氏家谱，封面颜题“光绪十年立年生薄（簿）”，册子长12厘米、宽11厘米、厚0.4厘米，含封面和封底共36页。记载了自卢元觉起的直系谱系，其直系后代辈分依次是大、有、修、鸿、业、家。据记载，卢元觉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卒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葬于沙牛埇坡。其后代中写明葬址的有西排坡、沙沟坡、林桐坡、北截墩、西坡园、北截村园、北截坡、新村园、草塘坡等，均为滨海地区。故推断卢氏家族是一个至少从乾隆年间就已经居住生活于琼海滨海村落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世家。潭门镇沿海村庄与卢氏家族类似的家族还有很多，如王氏、苏氏等，都是比较大的渔民宗族群体。

据卢家炳介绍，其曾祖父卢修福、祖父卢鸿保、父亲卢业发均当过船长。他们数百年来持续不断地与其他渔民一起，共同驾驶木帆船前往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相关海域“站峙行盘”，开发利用南海岛礁及其相关海域。该航海罗盘和更路簿系其父卢业发及其祖辈使用并传承下来的。据夏代云等对卢业发的访谈，他已记不清楚该罗盘的具体年代，但认为该罗盘至少在距今100多年前。卢家炳回忆，在其小时候，家里还有七八个同类型的木质航海罗盘。随着时代变迁，西式磁罗经、航海图、机船、无线电导航、卫星导航等设备逐步推广使用，承载着灿烂海上传奇的更路簿和传统木质航海罗盘逐渐成为历史。卢家炳家中的木质航海罗盘，也因房屋搬迁等原因，或送人、或丢弃、或遗失，仅剩一只。

航海罗盘形制

这件航海罗盘分为两部分，上部为盖，下部为盘，子母口（图1）。均由“海棠木”整体刳制而成，木质紧密，纹理美观，外表面刷桐油，呈暗黄色。盖侧面和盘侧面各有一个墨书苏州码子“〨〩”，转写为阿拉伯数字是“89”。苏州码子在明清至民国初期民间应用颇为广泛，常用于计数、记账、标价等。因罗盘上的苏州码子未写明单位，夏代云猜测可能表示是89文铜钱。但89文钱的价值较小，且将价格用毛笔“明码标价”于罗盘之上，并不符合商人利益。该数字应是罗盘作坊或商肆给罗盘编的号码。以前罗盘均为手工制作，各罗盘盖与盖之间尺寸可能有细微差别，一般不通用。盖与盘均书写同一数字，是罗盘盖与盘相合的标记，避免与其他罗盘部件混淆。

罗盘盖高2厘米，盖面阴刻双圈纹，中部有墨书汉字，多数已经弥漫不清，有5竖行，每竖行各有4个字，竖行上另有一横排字。能够识别的字，从右往左第一竖行有“行”，第二竖行有“可近”，第三竖行字体稍大，较为清晰，为“蔡琨记造”四字，是罗盘作坊名。第四、第五竖行和横排文字难以识别。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原广东省琼海县（今海南省琼海市）渔民捐赠的航海罗盘（图2），与此罗盘为同一作坊生产，盖面文字较为清晰，内容为罗盘商号和“使用须知”，从右往左竖行文字分别为“开盘行船 不可近铁 蔡琨记造 针端指北 义端指南”，横排为两格各三字，右边格中文字为“广州湾”，左边格中文字为“西华”，第二字较为模糊，难以识别。故此可以判断，卢家炳家传航海罗盘的产地应为“广州湾”，即今广东省湛江市。至于是渔民直接购置于湛江，还是由商家转卖到琼海潭门，目前还难以判断。

罗盘盘高4厘米，呈圆柱形，底部略收，底部直径8厘米，盘面直径约9.5厘米。盘面中部下刳深槽，为装置磁针的圆形“天池”，直径约5厘米，深约2厘米，“天池”底和壁均刷以白色蛎灰。“天池”正中立有一根铜制支轴（轴针），其尖端顶在镶嵌于铁质磁针中部的六边形铜顶帽上，有利于减少磁针与轴针之间的摩擦，便于磁针平衡旋转，提高磁针的精确性。磁针大体呈箭形，长度略小于“天池”直径，通长约4厘米，最宽处约0.7厘米。航海罗盘磁针样式与堪舆罗盘磁针样式明显不同，堪舆罗盘磁针通常为一根细长的铁丝，一端涂红色，另一端涂黑色，红头指向南方，黑头指向北方。该航海罗盘磁针之上有一圆形玻璃片盖住“天池”，以保护“天池”，同时也避免罗盘晃动时磁针从轴针上滑落。玻璃片上粘有一圈细铜丝，直径约0.1厘米，以固定玻璃片。“天池”口外圈为方位圈，涂以黑漆，宽约2厘米，阴刻二十四山以指示方位，各相邻格之间均阴刻一道直线，阴刻的线与字均以白色蛎灰填充。堪舆罗盘的盘面则复杂得多，除了书刻二十四山，盘面还有书刻阴阳八卦、九星、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等。在“天池”口还有一根细铜丝表示“子午线”，其两端分别插入方位圈“子”格和“午”格的中分线靠近天池的一端，此线是确定二十四山方位的主要依据。使用时，水平旋转罗盘将磁针针头（箭头）对准“子”位（即0度），磁针针尾（箭尾）对准“午”位（即180度），使磁针与“子午线”重叠对齐，以揆南北，与子午线垂直并穿过罗盘中心的卯酉线则为东西向，形成四正方位基准，以定二十四山向。在堪舆罗盘中，子午线又叫“海底线”，一般用红线或黑线画于“天池”底部。航海罗盘将子午线移到“天池”顶部，是为了在海上船舶摇晃、光线较暗的恶劣环境下，能更加直观准确地认定方向，突出航海罗盘的实用性。

航海罗盘的使用

指南针在宋代广泛运用于航海后，海船上出现了专职掌管罗盘导航的航海专业技术人员“火长”。“火长”在船上肩负着极其重要的责任，吴自牧在其所著《梦粱录》中记载：“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之命所系也。”“南海I号”南宋沉船也出土了墨书“蔡火长直”的宋磁灶窑酱釉罐底。一些明清文献将“火长”误作“伙长”。在海南，这类人员一般称为“火表”。

1977年5月至7月间，厦门大学学者韩振华等到海南西沙群岛、文昌、琼海等地调查访问了几十个富有经验的老渔民，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据蒙全洲、彭正楷等风帆时代的老渔民口述，“每只船有二、三个罗盘针（罗庚），装在木盒里，放在船的正中指方向，午向南、子向北。”“一条船要准备二三个罗经（用一个盒子点灯，罗盘针放其中），大工旁边要安置两个罗经（放一个罗经怕万一失灵）。船长处也有一个罗经，用以纠正大工的错误。”在海南地区的海船上，除了火表掌管罗盘，船长也需观察罗盘方向，以便及时发现纠正火表可能出现的错误。罗盘一般放置于船的纵向中轴线上。在中桅（主桅）后靠近舵把的位置设有一小小的木龛，称为“针龛”或“庚盒”。里面往往会铺上一层大米，罗盘放在大米中，以保持水平，并减少晃动。木龛样式与清代《浙江海运全案初编》中的“沙船行驶图”所绘的“针盘”相差无几。

出海航行时，火表或船长根据“更路簿”记载的“更路”，确定船舶航行方向，一些熟谙“更路”的火表或船长则无须随身携带纸本“更路簿”。卢家炳祖传《更路簿》第一条“自潭门驶出深一更巽乾十六更到七连”，“潭门”即潭门港，又称大潭、大潭门；“深”在海南方言中是远的意思；“巽乾”是针位，一般记载为“乾巽”，实际上是单针“巽”，相当于东南135度方向；“七连”即西沙群岛中的七连屿。航行方法为：把船沿潭门港礁门水道向外开出一更后，转动罗盘，使罗盘方位盘上的“巽”位对准船头，用细线压在“巽”字、罗盘中心点、“乾”字上，线的两端则固定在木龛上，与船的艏艉线平行，接着调整船头，将磁针对准“子午线”后航线就确定了，便可扬帆驶往七连屿，约十六更到达。在航行过程中，需要时刻紧盯航海罗盘磁针，并结合潮流、洋流、风向、风速等各种因素把握航向和航程。

近年来掀起的“更路簿热”，引发社会各界对“更路簿”的广泛关注。“南海航道更路经”，也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比而言，在古代先民探索海洋的征途中起着关键作用，为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坚实航行保障的航海罗盘，亟待抢救、发掘、保护和传承。

（作者单位：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