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红山文化考古列入“考古中国”国家项目，此后几年，在内蒙古、河北与辽宁诸地同行努力下，不断取得喜人成果，为红山文化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拓展了新视野。我也在有限的实地考察中，收获三点启示：

牛河梁与“上庙”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女神庙北的山台发现后，我们一直寄希望在台上找到一座如甘肃秦安大地湾F901号那样的殿堂一类大型房址。这不仅是因为山台面积较大，南北东西各200米，而且女神庙有朝向北即朝向山台的线索，暗示山台上可能有更为重要的建筑。近几年在山台上的发掘，发现山台可以分出多个单元，女神庙也可包括在山台内，是山台的一部分。特别要提到的是，当年在山台的北部边缘曾发现堆有与女神庙同类但不同型的诸多仿木建筑构件和人体塑像，其中有约当真人3倍的大耳、上臂和有蜂窝状的建筑构件，显示山台北部有另一座庙宇，与女神庙南北相对，当时分别称为下庙（即女神庙）和上庙。我们也曾寄希望于以后在对第一地点正式发掘时，在山台北部找到上庙的具体位置。近年第一地点发掘虽未找到大房址，也未找到上庙的遗迹和具体位置，但从已发表的简报得知，山台是由多座台基组成的。山台非“台”而为“台基”，台上原应有地上建筑，这是近几年对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发掘一个突破性认识。虽然山台上的地上建筑都已无存，但依以往发掘经验，如建筑较为高大可能遗有磉墩之类。也由此推断，上庙不是如下庙即女神庙那样的半地穴式，而为地上建筑甚至建在特筑的高台之上。从上庙采集的遗物分析，都外表磨光，质地较硬，仿木建筑构件所饰蜂窝状圆洞的大小与排列较女神庙所出同类建筑构件更为紧密而规整。尤其是约当真人3倍的残耳，不仅个体甚大，而且外表磨光较精，通体呈暗红色，有耳轮的表现，线条清晰流畅，质地、造型都胜于女神庙所出大耳。无论建筑的形式和遗物的精致度，都在显示上庙规格要远高于下庙。《礼记·王制》等有多庙制的记载和考证。牛河梁遗址不仅有庙，而且不只一座庙，至少为双庙，位于山台北部推定为地上建筑、拥有约当人体3倍的巨型祭祀偶像的上庙，当为主庙，惜已不存，仅存于北墙外的堆积就更显珍贵。

主庙的确认，大大增加了山台的分量，上庙与下庙北南相对，由此向南延伸，为第二地点起三层圆的大型祭坛，形成北庙南坛、北方南圆的南北中轴线，是为牛河梁遗址群的主轴线。这样，从类别与结构，组合与布局，牛河梁遗址都具备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核心要素，也证明牛河梁遗址作为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的中心，应即红山古国的都邑。

元宝山与“藏玉于冢”

2024年清理发掘的元宝山积石冢，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南，这里早年曾收集过一件玉雕龙。这次发掘，除在可能为中心大墓的M15发现在头部以上集中放置的三件体形较大的玉雕龙、斜口筒形玉器和玉冠饰以外，大部分玉器是在墓外的冢体堆积内发现的，数量达百件以上。据报道，这些玉器多为经加工的半成品，数量众多的玉钻芯，质量不高的玉料和玉器残件，但也有成型但个体甚小的玉璧环类，如器形规整的圆璧和方璧，玉蚕蛹，甚至有两件小型玉雕龙，以及玉斧钺、玉锥、玉凿。发掘者依据这些玉器出土位置并参照陕西石峁城址石砌城墙间所嵌玉斧钺一类玉器，称为“藏玉于墙”。

由此联想到，此前在喀左东山嘴、建平东山岗、朝阳龙城区半拉山和牛河梁积石冢的发掘中，都曾在墓外的冢堆积中发现过一些小型玉器，如东山嘴的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鸮形凤，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的玉仿贝、小型的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玉珠等，四号冢的勾云形玉器残件，还有祭坛上的两件玉芯，第五地点的玉珠、玉蚕蛹、双联玉璧等，第十六地点也时有小件玉器在墓外出现。东山岗积石冢在近中心部位顶部出土一件小型玉雕龙，半拉山被疑为中心大墓所在的坑壁也遗有多件玉器等（正在发掘的河北张家口宣化郑家沟积石冢所出玉雕龙、三联玉璧、玉鸟等也非墓葬出土）。当时以为是墓被扰动所致，元宝山的发现启示我们，这些墓葬以外发现的玉器，是在冢体形成过程中，与积石积土同时有意而为埋藏的，由于这种玉器埋藏形式在红山文化具有普遍性，可知是红山文化的又一种重要葬俗，这一葬俗可比对石峁城址的“藏玉于墙”，称为“藏玉于冢”。墓内的“唯玉为葬”和冢内的“藏玉于冢”，共同构成红山文化玉礼葬的特色，使我们对红山文化玉器的制度化从而礼器化程度，以及墓主与玉器制作关系等，有了进一步认识。

郑家沟与黄帝传说

近年，在桑乾河以北的张家口市宣化区洋河南及邻近地带绵延的山区，发现大规模具浓厚红山文化特点的积石冢和玉器。据报道，已在宣化区发现83处、其东部的赤城发现38处、其西南部的阳原发现6处、其南部的下花园区发现5处、涿鹿县发现2处，共134座。正在发掘的宣化郑家沟积石冢的年代经测定为距今5200-4800年前后，下限略晚于牛河梁等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的年代。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积石冢相比，虽然有较多变化，如积石冢上无成行排列的无底陶筒形器，出大量蚌质及绿松石、天河石珠片等装饰品，所出夹砂筒形罐和彩陶风格近于小河沿文化等，但从总体看，如选址在山岗的积石冢及其结构、随葬玉雕龙、三联璧、玉斧等玉器的形制，相同因素是主要的，差别可能与年代早晚和不同的地理环境如黄土的发育程度有关。故郑家沟等积石冢可视为红山文化晚期的一种区域类型，称为红山文化郑家沟类型。联系红山文化是在其最晚期即上层积石冢阶段，发展到顶峰，此后就在辽西突然消失，多以为是红山文化的衰落，冀西北郑家沟等地积石遗存的发现证明，原来是红山文化在发展到最盛期时，由辽西越燕山南下，驻足桑乾河流域，积极参与了中华古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这种定向、主动的迁徙，表现出红山先人的历史使命感。

冀西北张家口涿鹿县的桑乾河畔，是古史传说黄帝族活动及黄帝族与炎帝、蚩尤族接触交流的地区。文献也多记黄帝族的一些北方游牧和渔猎文化特点，如“往来迁徙无常处”（《史记·五帝本纪》）等，郑家沟等分布区域广阔、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积石冢群的发现，为揭示古史传说的黄帝传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线索。正如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文明起源讨论刚开始时所述：“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提出，目的是要揭示文献以前的历史，这就为历史传说与考古的结合找到一条道路。当我们提出，从华山脚下延伸到大凌河流域和河套地区，再南下到晋南，这一古文化活动交流的路线时，我们并没有引《五帝本纪》，但却与《史记》记载相同，我们是从考古学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再去对照历史传说，就可以相互印证，这不是生搬硬套的比附，而是有机的结合，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历史与考古的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通路。”此后的1993年，他在与赤峰史学工作者谈话时更明确表达了处于五帝时代前期的红山文化极可能与黄帝族有关，他说：“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从西辽河流域以牛河梁遗址为中心的红山文化“坛庙冢”到宣化郑家沟等大规模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发现，正在印证着苏先生的预见。

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解开或正在解开我脑海中的一些谜团，所以，要向工作在红山文化考古第一线的诸位致敬。

（本文系作者在首届红山文化国际传播大会暨“新时代大讲堂”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牛河梁全景图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龙